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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flower 2007-10-18 10:28

读明史 zt

做人要讲究——读明史一
 天下三分明月夜
曾记得一句话是，“人生一大快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呵，可能是有种偷的感觉，现在网络流行，我想也没什么书可禁了。今年较干燥无雪，床头摆一本《万历十五年》，很有点意思，曾看到有个消息说，2006年是个明史年，大家对明史兴趣较大，这当然《百家讲坛》功不可没，可能是因为明朝的皇帝、大臣、太监都很有意思吧，那种封建统治的高度君主集权、那种孔孟思想对人们头脑的控制，还有那种在各种因素压制下渐渐扭曲的处事之道和人格哲学，在有明一代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另外明史之热，我的理解是那种专制思想与现代官场和国企的管理有太多的相象，有时看《正说明朝十六帝》，看着看着就忍不住笑出来，太有意思了。
明太祖朱元璋，时世动荡和个人努力，他走上国内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他明白皇权得来不易，所以不允许与他生死与共的哥们有任何觊觎皇位思想存在，更不容忍他们有平起平坐的念头，哎，这样我们就对他的滥杀可以理解了，这一点反映出他不是很讲究，而其实我们回头看中国的皇权政治，哪个皇帝是言而有信，信而又义的呢？“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十年后，由李善长推荐的胡丞相案终于牵涉到自己。“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 “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惟庸党死，而已故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追坐者又若干人”。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老乡，自起事时就与朱出生入死，在他封公时，朱元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他77岁时，轻易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史载胡惟庸案被杀者三万余人。
“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也”。“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经过这两次清理，有能力觊觎皇位者基本上成了古人，而朱元璋似乎也为子孙的基业清理了道路。
朱元璋痛恨贪官，给他手下官员的薪俸极低，而又让他们按照皇权思想为广大群众服务，这有点矛盾，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只让干活不给吃饭，没有高薪养廉，逼着这帮官员动起搜刮的念头并试着付诸实施。太祖于是又动起杀机，把有些人的皮剥下来装上草，立在衙门内，让后来者引以为戒，其实效果并不好。他把皇子们分封各地，减少对太子皇权的影响，结果各藩王势力壮大威胁了皇位稳定。他身边没有可相信的人，于是就利用太监探听各大臣的信息，为子孙们建立专门的特务机构提供了思路。尤其到了晚年，马皇后去世后，无人再阻止他的暴行，而他也越发没有可以交心的人了。
另一位皇帝是英宗朱祁镇，他在正统十五年时，北方少数民族也先部进犯，在太监王振的唆使下，贸然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掠，丢了江山。土木堡是王振的故里，人都有虚荣的缺点，王振看到皇帝亲率五十万大军，胜券在握，实是想通过皇帝能到自己的家乡，从而炫耀一下自己的虚荣，未成想反入了敌人的布袋。也先的第一步棋是想通过掠了明帝可以要胁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明朝这边于谦等大臣却看透了对方的阴谋，按太后懿旨拥立朱祁钰为新君，改年号景泰。也先在看到要胁无望，而且如果杀了明帝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后，决定送还英宗，其目的之一就是让两位皇帝斗争，而他可以趁乱进攻南方，这也正是国人的致命弱点，但是最终明朝内部也没有形成争斗局面。后来看到《万历十五年》，有点明白，其实明朝的军事制度到了中后期，已渐渐暴露出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斗导致了军事力量的极度削弱，而土木之变实在应当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之间不能不说的一位朝臣是于谦，英宗被掳，朝廷不可一日无主，太后与诸大臣商议后推选其弟朱祁钰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并在位八年。“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与（曹）吉祥、有贞等既迎上皇复位，宣谕朝臣毕，即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丙戌改元天顺，丁亥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就这么简单，明知其有功于家国，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扶大厦之将倾，而在政权更迭中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谦既死，而亨党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败，赃累巨万，帝召大臣入视，愀然曰：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有功而家贫，有罪而赃累巨万，一个皇权的最高统治者此时也应当自省了，大而言之这是社会制度造成这种严重不公平，小而言之，这是一个低能的皇帝无法发挥能臣的优点，而只能发挥佞臣的缺点了。于谦是个能臣，也是个讲究的大臣，但是历史不会让他有个好结果，而自古以来，这种事例绝不是个案。这样的皇帝被掳实在是罪有应得。

loveflower 2007-10-18 10:29

做人要低调——读明史二
天下三分明月夜
有一次去云南丽江，在土司木府大门前一副对联：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出自丽江土司木泰（1455-1502）《西关使节》中的一联，他写诗时应当是明成化和弘治年间。据说江总书记看后大为赞赏，并抄下带回政治局会议作为讲政治的典范学习。对联意思很浅显，中央来旨意了，连天边的太阳都显得近了许多，如果没有圣意，天空的白云也像世人一样与世无争、一片太平盛世的悠闲。这其实就是始终保持与中央的高度一致。后来看明史，才发现在木泰写诗后的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充分反应了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521年），武宗朱厚照病逝，可他没有儿子继位，于是“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立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嗣皇帝位，自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三年，朱厚熜因大礼议与大部分朝臣对立了四年，在这期间有人因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一步登天，有人因此而丢了身家性命。大礼议表面上是朝臣中不同意见的争议，实际上则是朝中大臣与皇帝之争，或说是新老力量一次角力，朝臣胜利则可以继续代皇帝决断大事，新皇帝胜利，预示着将重新组阁，施行新政。以杨廷和为首的旧臣虽然依祖训兄终弟及之意拥立世宗，却把世宗继位看作是孝宗过继皇子，因而坚持尊孝宗为父考，而以生父为叔父。杨廷和等阁臣联络朝官，一再抗疏，旨在迫使世宗就范，屈从廷议。世宗尊崇父母，旨在维护皇权，自不甘受人摆布，自削权柄。这次之争第一个受惠者应当是藩府长史袁宗皋，世宗即位后，任袁宗皋为吏部左侍郎又晋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史书上说从正五品升为一品，但袁以年迈不赴任，不久病故。第二人应当是张璁（1475- 1539年），此人前半生考进士屡试不中，1521年为史上正德十六年中了进士，以新进士的身份上疏支持新皇帝尊奉亲生父母，可以说是有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六年后张璁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进入政权核心。张璁看透了新皇帝，却没有团结大多数朝臣，所以仕途上并不很顺利。而其他人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1524年的嘉靖三年七月，大礼议之争终于爆发，“廷臣伏阙固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将部分纠集者廷杖，很多人丢了性命或丢了前途。“杖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杖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于廷。原死，慎等戍谪有差”。四年之争，实际上锻炼了新皇帝的性格由内忍走向强硬，对大臣逐渐失去了兴趣更失去了尊重，也可以说新皇帝正是借助礼议之争肃清了异已，强化了皇权。嘉靖朝中后期，皇帝着迷于道教，一方面反映他的空虚，另一方面说明他越发神化自我，没有心思和朝臣们对话。皇帝略显变态和玩弄朝臣的心理，造成了大臣们互相排挤倾轧，增加了内耗，也为其后的万历朝怠政开了坏头。
我对明朝的评价是朝臣比皇帝出名，而奸臣又比普通朝臣有名。《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张居正是把皇帝作为象征的一个代表，万历前十年，基本上是张代为行使皇权。历史学家黎东方对张居正评价极高，称其为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勉强可以和他相比。我的评价是曹操曾“挟天子而令诸侯”，张居正是代天子而令天下。生前极尽恩荣，死后清算彻底（我的原词用的是死后身败名裂，但是考虑到若干年后，大家对他的评论褒贬不一，所以还是用清算较符合）。张居正应当是明臣的代表，他想做点实事，也做出许多实事，但是他有私心，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他破坏了一大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也间接影响了皇权的权威，所以在他死后，自上而下只有清算他，才能显出皇权的不可侵犯。
“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张居正的政治机遇来源于曾在裕王府侍读，“迁侍裕邸讲读。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很欣赏城府极深的评价，张居正时期是个能臣辈出时间段，而张能够看准政治风向，左右逢源，为他以后走向权力巅峰打下基础。“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官陈以勤俱入阁，而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寻充《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学士五品仅岁余”。一年间官阶自五品升至一品，自古至今，大凡官阶短时节间内得到提升的，除了有极好的政治背景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本人善于走非正常渠道使用非正常手段。而张居正两者都具备，这为他在万历初期的主政节省了时间。
张居正在看《华严经》突发感悟：“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可以说万历初期，在政治上推行的考成法，各政府部门加强监督和考核，改变了吏风吏治，提高了效率。“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这应当是当政者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在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清丈田粮、徭役折银，充实了国库。“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在对外防御上：“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边境晏然”。推行自已的治国思想，就会有不同意见出现，也就要打击对方，给事中余懋学、御史傅应祯、给事中徐贞明、御史刘台都受到不同程度打击。
张居正对别人要求甚严，而放纵了自己。据史书载，张居正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于是万历下令由内库拨款白银一千两资助，张去世后，万历帝才听说当时增修的费用是一万两，同时张居正的老家也出现一座规模相同的张宅。他满口节俭，而自己却积蓄了大量珍玩字画，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而他的死传说也是由于生活极度糜烂导致早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皇帝的外祖父由于采购的士兵的棉布时以次充好，吃了好处受到申饬，这是张居正的主意。凡事朝中张居正看不中的大臣，自然会有人讨好他而出面进行打击，有的人因此不明不白丢了身家性命。
由于政绩卓著，张居正生前极尽恩荣。单说皇帝的赏赐“赐金币及绣蟒斗牛服。自是赐赉无虚日”。在使用上“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张居正回家葬父，“百僚班送。所过地，有司节厨传，治道路”。回京时“ 居正所过，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襄王、唐王皆以宾主之礼迎送这位当世的重臣。而他母亲回京时，“魏朝奉居正母行，仪从煊赫，观者如堵”。连皇帝及两宫太后都以家人礼相见，这种荣耀是史所罕见的。在他去世的前九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最高的官衔，有明一朝只有他一人在生前得到了这样的头衔。
张居正做人比较高调，也确实能从实际出发在万历初期做了政绩，这也从另一方面加速了他自信心的爆棚。而在他之后的申时行，“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同样的，嘉靖帝有一次封严嵩为上柱国，严嵩坚决请辞，理由是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上”，不臣不应该称“上”。相比于这两人坚辞不受，张居正其实就有一种应得应受的自信心作怪了。
而他最后的结局呢，我想在以后封建帝国的大臣们都要拿出一点时间学学张居正，“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而此前的他的家人饿死和逼死者绝不是小数。可以说生前的苦心经营，所有物质和精神的收获灰飞烟灭了。

loveflower 2007-10-18 10:34

做人要灵活——读明史三 南京莫愁湖畔,有一座五间二层的古建筑,名曰“胜棋楼”。大门上有光绪间长沙人张兆鹿题的对联：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王侯事业都如一局棋枰。这里有个众说纷纭的传说，徐达与朱元璋都是濠州人，俩人共谋推翻元朝统治的大计，可谓志同道合。   在朱元璋建立大明基业的过程中，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大明开国功臣中位列第一。朱元璋很喜欢下围棋，只是棋艺很差，徐达棋艺高超，但遇上朱元璋却是屡战屡输，其中的奥秘朱元璋自然十分清楚是君臣间的谦让罢了。一天两人又下棋，朱元璋命其放下包袱，并许愿如果徐达取胜就把莫愁湖赐给他。徐达不敢违旨，但他是个聪明人，深知朱元璋和历代皇帝并无二致，好大喜功自我感觉良好，一盘棋下来，朱元璋竟然没剩下多少活子。   朱自觉丢了面子，正要发作，徐赶紧跪下说：“请陛下细看全局。”朱元璋低头观看，发现棋盘上竟黑白分明地凸现“万岁”二字，不禁龙颜大悦，遂把莫愁湖赐给了徐达，并筑楼一座，取名“胜棋楼”，还亲手写下 “烟雨河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的对联庆贺。   历史可能真有朱元璋与大臣下棋娱乐，但不一定是这样的过程。据传徐达自小是“象棋神童”，围棋不一定达到国手水平，同时用围棋摆成繁体的“万岁”二字应当相当困难。也有人传说是“天下太平”四字，也不是太容易，后人演绎的成份多些。   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说明徐达是个知进知退、自我定位准确的人，换言之应当是个做人做事上灵活、机敏之人。江山更替、世事如棋，在处世中只有左右兼顾前后着眼，才是长远之计。“太祖之为郭子兴部帅也，达时年二十二，往从之，一见语合。及太祖南略定远，帅二十四人往，达首与焉”。   朱元璋打天下之初，徐达是个世代为农的小人物，但是他能审时度势，与朱元璋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首战告捷后，“子兴授达镇抚”，是郭子兴授的官。朱元璋自立山头后，“授淮兴翼统军元帅”，克常州后，“进佥枢密院事”。   复池州后，“迁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伐汉阳，“进中书右丞”。“太祖称吴王，以达为左相国”。征张士诚时，“拜达大将军”，俘张士诚后，“师还，封信国公”，“寻拜征虏大将军，北取中原”。“洪武元年，太祖即帝位，以达为右丞相，册立皇太子，以达兼太子少傅”。   “洪武三年，授达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予世券”。世券也就是免死券，是朱元璋法外开恩的免死证书。从徐达的升迁可以看出，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次职务的提升，这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朱元璋事业有成的恩泽分配。   朱元璋称帝后，北方大部地区还是元人统治，徐达没有要求休息，而是按照朱元璋的部署，挥师北上，攻城略地，逐步把元朝势力清除掉。大明王朝的建立，徐达功高盖世，他运用自己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屡建奇功。   “在军，令出不二，诸将奉持凛凛”，可是他面对朱元璋时，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而帝前恭谨如不能言”。他没有居功自傲，而是非常谦恭，就像不会说话一样。对于这样的下属，攻下两个都会、三个省会、地市级城市数以百计，而又这么温顺谦逊，不怀二心，任何上司都会委以重任的。朱元璋对他的评价是“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这种评价很高也很中肯，但是徐达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人取得再大的成就也不是自己的，只能属于团队，如果没有朱元璋的领导，可能大家还是自生自灭的乌合之众。明史载，徐达攻元都前，达复进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穷追之乎？”帝曰：“元运衰矣，行自澌灭，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达顿首受命。这是战略和战术的结合。   徐达在对待犯错误的下属时是如何做的呢？“扩廓遣精兵从间道劫东南垒，左丞胡德济仓卒失措，军惊扰，达帅兵击却之。德济，大海子也，达以其功臣子，械送之京师，而斩其下指挥等数人以徇”。   胡德济是开国功臣胡大海的儿子，按说犯错误徐达可以自己处理的，而他却将胡押到京师交给了皇上。朱元璋当然对他这种做法评价极高，同时也明确授权他可以处理军中类似事件。而他的结局呢？洪武十八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作为人臣武将，能有这样结局，应当是全身而退了。   大约过了240年，到了明末的崇祯时期，有个东莞人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正月，破格擢兵部职方主事，到山海关考察后，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应当说袁崇焕近几年研究较多，从资料上看，他是个自学成才的军事家，能在六年间由七品知县做到正二品的兵部尚书，也说明他不是泛泛之辈。但是同时他在做人上太不够灵活，结局也很不妙。他在夸下海口时，后金军已形成气候，在与明朝的几次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初到关外，经略王在晋是他的上司，“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这是他处世态度，也是他以后不得善终的性格缺陷。   而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经过万历后期的怠政和天启间的阉党专权，政治形势已是每况愈下，内忧外患同时发力。崇祯帝想要的也是能在短期内转变这种不利局面。崇祯元年，君臣一番对话，（袁崇焕）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可以看出袁当时并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严峻形势，而是盲目承诺，崇祯当了真，给他特权，并亲自协调各部门为复辽提供保障。   阎崇年先生对袁崇焕研究较多，对他的结局评价也较中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命运的悲剧往往是性格的悲剧造成的”。崇祯帝的自负与袁崇焕的过度自信造成了冲突，只有弱者牺牲。   “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是袁崇焕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他用的较多是的第三着“和”，至崇祯二年，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往来共12封，其中有些是没有上报皇帝而擅自做出的，“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天启六年，奴尔哈赤去世，袁派人以吊唁为名探其虚实，也是事后上报皇帝的，有些时候上级给你特权，不是让你随意使用，而是报批同意后使用，否则是滥用。   袁崇焕对待有错误的下属是如何处理的呢？东江总兵毛文龙，占据皮岛，袁崇焕对他不受节制、糜饷冒功早已看不惯，遂以观兵较射为名，逮捕毛并杀之。“时崇祯二年五月也。   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大敌当前是同仇敌忾还是睚眦必报，这反应了一个人胸襟，更重要的能看出他是不是讲政治。相比徐达之对待胡德济，袁崇焕的处理方式确实有些鲁莽草率，而这些处理方式还是未报批前实施的。   他的结局呢，“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磔刑是一种凌迟的酷刑，一般是施用在罪大恶极的重犯，在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里，对人员的处罚完全可以听从皇帝个人安排的，可见上司对他的失望程度何其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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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flower 2007-10-18 10:36

做人要圆滑——读明史四 圆滑是个稍有贬义的词，但是在中国政坛上，没有这两个字，寸步难行，所以应当认为是个中性的词。前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由于出身政治世家，对为官之道，也有一套独到见解。据说，其父连震东曾叮嘱连战，为官要如骑脚踏车，头不断地点，脚拼命地踩。由于深谙其中奥秘，连战踏入政界后，作风颇为内敛，尽量避免曝光，凡事不抢第一，同时和新闻界保持适当的距离。所以我认为对上的点头和对下的踩人，是官场圆滑的具体表现。
明朝清官的代表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举乡试。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识者壮之。署南平教谕。明史中对海瑞的篇幅还算不小，从记载上可以看出上级对海瑞的任用是破格录用，因为他是乡试出身。他以自已一篇大胆的策论为自已敲开政坛大门。但是在那样的社会中，注定这种人没有用武之地。
他在政坛上跨上的第二个大台阶是给嘉靖皇帝上的疏，四十五年二月，他对这位“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没有责任心的皇帝痛快地指责一通。皇帝看到奏疏后当然大怒，但是听了臣下说海瑞已做好赴死的准备之后，“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嘉靖皇帝不上朝不是他不理朝政，也不是他不控制政权，他对这位敢于直言的臣子不好做出适当的处置，这里面的关键是他自已承认的：“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如果提拔海瑞将会引来更多人对自己指责，如果杀了海瑞则会让后世对自己评价为暴君，无奈之下，他只好将海瑞关押起来留给下任皇帝处理。“既释，复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宝丞，调大理”。“历两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政治上出现光明了，也临时有了有武之地了，那么他的同事如何评价他呢。“都给事中舒化论瑞，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这就说明别人对他的定位是不适合做实缺的管理，根本就不具备为官的第一个要素——圆滑，只适合做清水衙门的闲职。所以不到半年，“并其职于南京户部，瑞遂谢病归”。这里我为什么没有说百姓对他的评价呢，因为在人治的社会里，百姓的评价没有任何的作用。
这里我想到一个故事，是《晏子春秋》外篇中内容，觉得很好，所以全部录了下来：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贷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君反以罪臣。今臣后之东阿也，属托行，贷赂至，并重赋敛。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渔，入于权宗。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返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谢之曰、子强复治东阿。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焉。
晏子治东阿前三年是有成绩的，也是老百姓认可的，可是国君不认可。回去之后改变工作方法，老百姓呢，没有得到实惠，可是国君却说他出了政绩。呵呵，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说老百姓的评价作用不大了，在春秋时期都是这样的，到了明朝只有发展的更好更完善，只是嘉靖和万历不是齐景公罢了。
万历十五年，卒官——74岁时在任上去世，佥都御史王用汲出钱帮他送终，因为他太穷了。晏子曾对齐景公说：“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我想这为国的三不祥都被海大人赶上了，他一生梗直无法与他的文官团体打成一片，毫无圆滑可言，所以他能从举人出身做到二品的大官，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申时行，字汝默，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第一，也就是说，这是个正牌的状元出身。万历五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蕴藉不立崖异，居正安之。从这几个字不难看出，申时行在政坛上已相当圆滑了。及居正卒，张四维、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论多称之。
十八年，帝召皇长子、皇三子，令时行入见毓德宫。时行拜贺，请亟定大计。帝犹豫久之，下诏曰：“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时行因戒廷臣毋激扰。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具册立仪注。帝怒，命展期一年。
对这样一个内心想立三子的皇帝，以一个简单的借口否决了立皇长子的提议，可以说极不严肃也极不诚信。申时行当时是如何做的呢。《神宗实录二》中是这样记载的：“时行等又云：册立东宫，系宗社大计，望皇上早定。上曰：朕知之。朕无嫡长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当然申时行们又争论一番，无非是利用这样一个难得的见面机会说服皇帝尽快立太子，可万历就是不松口。皇帝想让几个近臣见见两个儿子，时行等奏：皇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上曰：已令内侍授书诵读矣。时行云：皇上正位东宫时年方九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乃叩头出。”我想申时行已从皇上话中听出，想按时立太子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尽力劝上司尽快做出决策，其他的都不好再说了。以我的理解就是：江山是你们爷们的，传给谁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我只是尽到责任而已。而如果申阁老也像海大人一样，非要拼着牺牲的精神劝上司立太子，那么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张集馨是清末三朝老臣，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初年去世。张多次做过四川、贵州、甘肃的布政使。一生中，虽皇帝器重，多次有望成为督抚之类的封疆大吏，但总为他人所诟病而无果。我想他没有在仕途上再进一步的重要原因一定是官场上没有做到圆滑的境界。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详细记载了他在督粮道任上，利用三节两寿给上司送礼的数额和规矩，以及替地方政府接待来访、检查、路过等各种政治任务，从文中可以看出，他虽然也花了大量的公款打点，但是内心是极不乐意的。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我想也是张集馨们生活的真实再现，楹联曰：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这种官员，花了公款还不能让上级高兴，如何能进一步提拔呢？

loveflower 2007-10-18 10:37

做人要长远——读明史五
明朝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当然也包括宦官、佞幸和奸臣。 王振是个宦官的代表，也有人评价是他曾经起到较大作用的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强而弱的分水岭，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被敌人抓去了，这应当是个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
我曾经想过，像这种奸臣一样的宦官出现，并且把持朝政较长时间，是因为一个统治者没有责任心，不理朝政造成的权力失控；还是一个政权太过专制，带来的一部分人性格的扭曲或者说是人性的弱点的集中暴露。套用一个常用的理论：存在就是合理。这种人能够存在并且吃的开，说明这样的社会就需要他，而且会重用他。
 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初，太祖禁中官预政。自永乐后，渐加委寄，然犯法辄置极典。”这说明明朝前期对宦官的使用很严格也很谨慎，“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
侍讲刘球、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御史李铎、驸马都尉石璟、霸州知州张需、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一大批的高官或红人成为王振小试权柄的试验品。“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
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工部郎中王佑以善谄擢本部侍郎”，《明史纪事本末》载，王振见王佑貌美而无须，问：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乃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这种回答，真是美妙绝伦。也说明在那种大环境下，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升迁，已成为公开的做法。
王振去世后，“郕王命脔王山于市，并振党诛之，振族无少长皆斩。振擅权七年，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而振门下曹吉祥复以夺门功，有宠颛政。
英宗始任王振，继任吉祥，凡两致祸乱”。两任宦官把英宗朝上下作弄的黑白不分，不知道是当政者太糊涂，还是当权宦官太过聪明。想起一句宋朝的诗：当日弄权谁指使，如今忆得姓依稀。
唐代有个叫仇士良的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的宦官传授盗用皇权的策略。侍候皇帝的要点是不让皇帝有闲暇，因为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王振应当是抓住这样的要点，把英宗玩转了。
陶仲文是佞幸的代表，“嘉靖中，寓节年老，宫中黑眚见，治不效，因荐仲文于帝。以符水噀剑，绝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祷之而瘥，帝深宠异”。邵元节年老，而陶仲文借机亮相，填补了皇帝特殊用人上的空白。“十八年南巡。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此何祥也？”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可以说通过两件事，取得了皇帝的信任，也为以后被重用打下基础。
“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筦库，不二岁登三孤，恩宠出元节上”。皇帝这时心理非常空虚，而大臣们多是建议他上朝做些实事，不要把精力放在修道上，孤独的嘉靖帝急需一名合格的心理医生，而陶仲文是不二人选，这时陶仲文也迎来了事业的高峰。“加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 “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与朝臣隔绝二十多年的皇帝，能在他身边走动的人，就是权力的分享者，而陶仲文不但有权力，还有无法得到的信任，不能不说是个谜。也可能是陶仲文善于研究心理，提前解决了皇帝关心的问题；也可能是陶仲文极富心机，摆平了朝廷多任重臣，让皇帝有修道的闲心。
“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余。帝闻痛悼，葬祭视邵元节，特谥荣康惠肃。世恩后至太常卿”。
有生之年他研究透了皇帝，得到的恩荣是其它朝臣不敢想像的，只是到了隆庆朝，他的儿子出事，才影响到他，“仲文秩谥亦追削”。陶仲文很会处世，“明年，仲文有疾，乞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宝、法冠及白金万两”。
在他提出退休时，把皇帝的历年赏赐全部归还，而这种赏赐不但是有形资产，而且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有勇气把它们全部归还，也说明这种人看得非常远，深谙做人的道理：金钱赏赐乃身外之物，全身而退，才是长远做人的重要一步。
严嵩是奸臣的代表，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历礼部右侍郎，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
我想严嵩能够快速升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有政治敏锐性。“帝将祀献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礼成，赐金币。自是，益务为佞悦”。在别人还想阻止皇帝为父亲正名时，严嵩却快速地站在皇帝的一边，这是仕途中相当重要的原则。
第二是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己。“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久之，请解部事，遂专直西苑。帝尝赐嵩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寻加太子太傅”。六十岁的年纪，依然衣不解带地侍候在皇帝身边，为皇帝的修道尽心尽力，取得上司的高兴是很自然的事。
第三是巩固势力打击异己。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 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政治斗争中，只有不遗余力培植自己的势力，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即使退休了，后继者仍能按前任的思路继续对政权破坏下去。 但是最关键的，“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无论一个单位还是一个政权，只要和一把手处好了，就容易得到权利，其他的问题都不重要。“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资治通鉴》载，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昏君选取奸臣，奸臣选贪官，贪官选污吏。这是递进式的选人哲学，第一级如果把标准定的低了，那么下面只有更糟，可是最终受害的是这个政权可怜的百姓。

loveflower 2007-10-18 10:39

读书至此，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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