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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gzhe14 2004-2-1 20:05

“百足之虫”是怎样彻底僵死的?

“百足之虫”是怎样彻底僵死的?
  《红楼梦》作者把书中的荣宁二府比喻为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但这个“百足之虫”最后还是彻底僵死了,“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百足之虫”究竟是怎么僵死的?这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即使是初涉文学的青年,只要多读几遍《红楼梦》,也一定能得出和作者相同的结论。但《红楼梦》研究领域就是奇怪,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诸多红学大师多年精心考证、索隐和探佚下,居然成了大问题!说这些大师们吃饱了撑的实在是有点冤枉,大师们半个多世纪皓首穷经,头发熬得没几根了,眼睛累得接近失明了,那种执着精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本不该给他们那颗苍老的拳拳“爱红之心”上再添烦恼,但对“百足之虫”死因的研究,不仅关系对《红楼梦》内容的正确理解,更关系文学研究治学方法的正误,兹事体不可谓不大,因此不得不再饶舌几句,敬企大师们见谅。
  关于“百足之虫”的死因,把红学界迄今的所有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不过“内因说”和“外因说”两大派别。所谓“内因说”,就是在《红楼梦》书中找原因,在《红楼梦》作者笔下找原因,在书中贾府内部找原因,在作品主人公悲剧性格上找原因;所谓“外因说”,就是在《红楼梦》书背后隐藏的故事中找原因,在作者下笔的狡狯之处找原因,在书中贾府与府外宫廷矛盾的关系上找原因,在红楼主人公身家之外的皇帝和王公贵族中找原因。贾府是否被“抄家”,并不是“内因说”和“外因说”分野的关键,因为家庭内部的原因导致“抄家”,还是“内因说”;因为宫廷争斗累及贾府被“抄家”,则属于“外因说”了。
  持“内因说”的学者重在读原著,因为作者在书中说的很明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是“追踪蹑迹”写自己家的真人真事。在作者笔下,贾府虽然处在“末世”,“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由于不能“将就节省”,导致“坐吃山空”,“外面架子未倒,内囊渐渐尽上来了”。但这样一个“百年望族”,“从外部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只有“家庭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贾府内部矛盾重重,东西两府之间、府内两支之间、母子婆媳之间、兄弟妯娌之间、嫡庶妻妾之间、主子奴才之间、“有脸儿”的奴才和“没脸儿”的奴才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自杀自灭”,“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引风吹火”、“借刀杀人”,“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斗争的结果,金钏投井,晴雯冤死,鸳鸯上吊,司棋撞墙、二姐吞金,三姐自刎,夏金桂服毒,多姑娘投缳;宝玉被打,凤姐吞声,宝钗避祸,黛玉泪尽,探春远嫁,迎春虐死,惜春遁世、妙玉遭劫,“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哪里是对盛世的赞美,简直是一幅滑向地狱的“窝里斗”百丑图!连丫头奴才们都意识到:“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抄检大观园时,还是带刺的玫瑰探春说的痛快明白:“外面还没杀来,就先自杀自灭起来,不用着忙,往后抄家的日子还有呢!”这足以说明,贾府即使最终被抄家,也是“自杀自灭”引起的,根本原因在内不在外。
  持“外因说”的学者重在探佚,借助“脂批”透漏的一鳞半爪,透过字面看纸背,从猜测作者笔墨后边隐含的政治事件找原因。换言之,持“外因说”的学者不是在《红楼梦》书中的贾府找原因,而是在江宁织造府曹家被抄家的经历中找原因。他们考证出曹寅父子在宫廷斗争中“站错了队”,投靠“太子党”,为“塞斯黑”藏过什么金狮子,收养了废太子的女儿秦可卿,结果在雍正“夺嫡”后,被当作政敌打入“另册”,因而一败涂地。“外因说”对雍正朝宫廷斗争的研究,正好迎合了近年社会上“戏说”清朝宫廷的强烈旋风,在读者中很有市场。“外因说”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曹雪芹出生于雍正二年,而上述政争都是他出生前的事情,曹雪芹不具备“亲历亲闻”的条件,因而新红学的大师们,不是一个劲儿地给曹雪芹长年龄,就是在曹家年长者中另寻作者,推出了“曹兆页”说、“脂砚斋说”、“曹竹村说”等等。周汝昌先生大概看出这些学说太不象话,于是另辟蹊径,独创了曹家“二次复兴说”,认为曹家在雍正初年被抄家后,在乾隆初年又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风月繁华”,在弘昼政变覆灭后才彻底败落;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的“末世”,是曹家的“二次繁华”。此说圆满地解决了曹雪芹的年龄问题,但曹家是否真的有“二次复兴”却大成问题,不仅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持,从《红楼梦》书中描写的生活场景和繁华时间,也不像发生在“十七间半”房中的“回光返照”。
  从表面上看,“外因说”和“内因说”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须认真对待。实则不然,这里面关系到红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解清楚。“外因说”的关键是从新红学的鼻祖胡适先生手里,继承了《红楼梦》作者为曹雪芹的结论,却抛弃了胡适先生治学的实证方法,转而采用索隐派旧红学的附会方法,把《红楼梦》同雍正朝宫廷斗争的史实和传闻加以附会。这种附会之“笨伯”程度,比起旧红学来,更显得等而下之。旧红学的附会,毕竟还同《红楼梦》的内容有关,尚不脱离红学的范畴;“外因说”的附会,同《红楼梦》作品根本不搭界,与曹雪芹本人搭界也很有限,进入了雍正朝政治研究的范畴。旧红学的附会,毕竟是用正史的史料附会,尚不失学者的治学风范,“外因说”的附会,却是用野史、传闻、猜测来附会,谈不上做学问而成了闹剧。致力于“外因说”研究的学者,自以为是继承了胡适先生未竟的事业,在新红学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开辟新境界。岂不知胡适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气歪了鼻子。胡适先生考证的结论,断定《红楼梦》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坐吃山空”的“自然主义作品”,何曾对曹家参与宫廷斗争的研究感过兴趣?胡适先生最珍惜的是自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索隐派的“猜笨谜”方法的攻击不遗余力,统统斥之为“笨伯”,胡适学生哪里想得到,他的徒子徒孙们,穿着比“笨伯”还笨的旧鞋,在他开辟的红学新路上蜂拥嘈杂,乱成一团!可以说,“外因说”是新旧红学的混血儿,在“外因说”的血统里,继承的不是新旧红学的优秀基因,而是集中了二者的缺点。就象一个聪明男人同一个漂亮女人结合,生出的孩子,不仅没有继承父母的优点,反而把父亲丑陋、母亲愚蠢的缺点集大成了,这真是胡适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当初都没有料到的无可奈何的悲剧!
  研究《红楼梦》的正途,必须抛弃“外因说”,回归“内因说”;必须抛弃对江宁织造府和雍正朝宫廷斗争的附会,回到对《红楼梦》作品的思想、内容、结构、方法的研究上来。一句话,继承胡适先生的科学方法,但不要迷信胡适先生的现成结论,更不要把旧红学穿凿附会的“笨伯”方法,嫁接到胡适先生的结论上,制造红学怪胎。倘若不抱偏见,不戴有色眼睛去细心研读《红楼梦》,读者诸君一定可以发现,《红楼梦》描写的内容,同江宁织造曹家没什么关系。《红楼梦》描写的主要内容,一是“窝里斗”,谁发现了曹家“窝里斗”的任何证据?曹寅的后人,三代一脉单传,根本不存在同居一府的兄弟、妯娌关系;曹隅年青青地就死了,曹兆页年青青地就倒霉了,曹雪芹从小就困苦潦倒,没有三妻四妾,也不可能出现家庭中的嫡庶矛盾;曹宣和曹颜同织造府有些矛盾,但并非同居织造府,一在南京,一在北京,谈何“窝里斗”?二是继业无人,谁发现了曹家有后人不肯读书,醉心“钗环脂粉”的任何证据?曹雪芹出生时,家就已经败落了,他不是不务正业、不肯继业,而是无业可务,无业可继!三是主人公同姐妹们的爱情和亲情,曹雪芹没有亲姐妹,表姐妹有没有、有多少也无证可稽,自曹雪芹童年起,江南三大织造曹家、李家、孙家都抄家的抄家,发配的发配,曹雪芹有什么条件和可能同姐妹们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胡适先生当年断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研究方法无可厚非,研究结论却靠不住,他不过是根据脂批,推测元妃省亲是隐写皇帝“南巡”、曹家“接驾四次”而已,证据并不充分,尤其是同表现《红楼梦》主旨的“爱情”、“窝里斗”等多数内容不合榫。
  笔者考证的洪升初创《红楼梦》说,断定《红楼梦》就是对洪升“家难”的记叙,则很好地验证了“内因说”。洪家是江南的“百年望族”,清初正处于“末世”里“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状态;洪家内部矛盾重重,由于长期“窝里斗”,终于发生了“家难”,洪升和二弟被迫离家出走,“家亡人散各奔腾”了;洪升的两个亲妹妹聪明美丽,众多表姐妹莺莺燕燕,洪升同姐妹们的关系非常要好,同表妹黄蕙爱得死去活来;洪升的姐妹们大多命运悲惨,两个亲妹妹都在婚后都不幸夭亡,表姐妹也大多六亲同运,正可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洪升从小就迷恋“钗环脂粉”,一辈子“耽搁花笺彩纸”,对“仕途经济”持消极态度,父亲和老师屡次规劝和打骂也不见悔改,洪家正是继业无人;洪升前半生生活优裕,后半生极端穷困潦倒,在中年又经历了父母被发配充军、自己被逮捕下狱,革去功名的家庭和人生巨变,正可谓经历过人生“梦幻”,“跌过筋斗”。洪家这个“百足之虫”就是在家庭内部的“自杀自灭”中彻底僵死的,同“内因说”完全吻合。洪家的这些真实故事在史料中都有据可查,并非凭空附会,笔者的系列文章对此做过详细考证,读者可自行查阅,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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