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犹想宋人　回复日期：2007-3-20　9:34:49

　　使者之五：精英谱
　　
　　
　　派遣使者与接待来使同样重要。
　　王者气概自可以扬眉吐气，奸贼龌龊也只得委曲求全。
　　置中原于不顾，妄想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高宗以逃跑为计，以流亡为生，以议和为要。
　　高宗为议和而倾国荡产，金人也看透了这个无能的皇帝。
　　秦桧为右相作议和先锋，绍兴八年，金使来南朝商谈和议条件，要求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
　　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
　　秦桧迎合高宗之意，极言这是屈己议和，人主之孝，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
　　秦桧对宋使讲，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到哪里都可以。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官员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并对金使以客礼相待。
　　高宗、秦桧对无理要求和文武将臣的抗议之声置若罔闻，议和死心塌地。
　　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诏书。
　　高宗觉得跪则丢脸面，不跪则得罪金人，左右为难。
　　秦桧当仁不让，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为跪接，屈己称臣迫不及待。
　　绍兴和议为金朝将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
　　两年后将岳飞下狱并再作退让，将东自淮水东流，西至大散关，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
　　高宗对金朝要他跪拜接受诏书一事实难可为，有人附和说：“陛下屈己议和，一举而兼备孝、悌、仁、慈四德也。”
　　群臣共愤，神人同忧，君贱贼恶，史透耻辱。
　　
　　
　　
　　1133年，太上皇高宗忽然想到派人到金国探视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求和之意。
　　入虎狼之域，性命不保，无人敢应。
　　大臣韩肖胄自告奋勇，愿当此险。
　　忧国忧民的词人李清照，将满腔愁绪化作冲天豪情，慨然作长诗相赠。“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捧土。”
　　当时贫病交加、身心憔悴、寡居伤神的李清照居危怅号，心患齐天。
　　可怜南宋只剩这病弱女子敢担风雨，哪里有不亡之理？
　　
　　
　　
　　
　　绍兴三十一年十月，金军渡淮南犯，临安惊慌失措。
　　宋孝宗任用虞允文赴前敌。
　　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见将士群龙无首，骑兵无马，士气低落。作为文官的虞允文整顿队伍，奋起抗敌，取得“采石之战”胜利，这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意义重大。
　　八年之后，金使乌林答天锡来朝贺会庆节，为孝宗祝寿。
　　节前一天，金使上朝，坚持要求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孝宗当面拒绝，但金使长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
　　虞允文请孝宗退朝回宫，并对金使说：“大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旦随班上寿。”
　　金使羞惭而退。
　　会庆节这天，金使只好随班入见。
　　宋金地位的不平等，使孝宗难以释怀。虞允文为孝宗阻止了这次不平等礼仪。
　　
　　
　　
　　
　　
　　孝宗隆兴年间，南宋与金再次议和，金国与金使要求宋帝降榻受书。
　　乾道六年，孝宗派“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担任祈请国信使，出使金朝。
　　国书专门提出宋王朝在河南的坟墓、寝庙问题，皇上要求改变接受国书的礼节。
　　金国迎接范成大的使者钦慕其名气，到处求买包头发的布巾效法范成大。
　　到燕山后，范成大秘密起草要求改变受金国书仪式的奏言，藏在袖中。
　　范成大语气慷慨，金君臣倾耳细听。
　　范成大话锋一转，忽然上奏：“两朝既然是叔侄关系，而规定的受书礼仪和叔侄关系不相称，我有奏疏。”
　　金主大惊：“这哪里是献国书的地方啊！”
　　金臣都把朝笏举起，范成大屹立不动，定献国书。
　　后来回归馆所，金主派伴使宣旨取奏，范成大力抵金主之命。
　　金廷哗然，太子杀心已起。
　　范成大虽然未成使命，但由于其力持大节，壮然而归，并因此奠定了存世72首爱国主义诗篇的伟大诗人的地位。
　　
　　
　　
　　
　　南宋宁宗时开禧北伐前，韩节夫从后台走上前台，由闲职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部署北伐。
　　金使傲慢无礼，韩节夫一如当年虞允文的态度，请宁宗回内宫，斥金使让其在次年元旦朝见，充分显示了对金绝不屈服的气魄。
　　金不似宋内忧外患，南宋北伐仓促上阵，东线虽胜总体却败多胜少，加之用人失误，朝野震动，北伐失利。
　　遣使议和又因金的无理要求而中断，战争勉强进行。
　　奸臣史弥远背着宋宁宗指使夏震杀死韩节夫，宋宁宗第四天才知晓实情。
　　韩的人头被史弥远函首送金朝，并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
　　韩节夫实际控制政权时，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在其生前死后，备受理学人士的攻击，在所修的国史中将其称为奸臣，元代的理学人士修宋史，也毫不客气地将他与秦桧一起列入《奸臣传》。
　　但金朝君臣却对韩节夫另有评价，诏谥其为忠侯，以礼葬于其祖魏公韩琦茔侧。
　　在本朝是奸臣，在外国是忠良，黑白分明，有失公允，显而易见。
　　
　　
　　
　　
　　南宋理宗时期，贾似道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奸相私下遣使于忽必烈，以南宋愿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条件求和。
　　忽必烈派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同时率部北归夺权。
　　贾似道隐瞒向蒙古乞降、签订和约的真相，以战胜蒙军报功。
　　理宗以为贾氏对南宋有再造之功，升其官职。
　　次年，忽必烈遣使索地要币，贾似道欺上瞒下，若无其事，命人将来使一行拘留于真州，也不做丝毫的防守准备。
　　忽必烈建元称帝后，主力再犯长江。
　　贾似道又故伎重演，派人向元军主帅提出南宋称臣、奉岁币的议和之求。
　　身处南宋末年危亡之际、江湖诗派最著名的诗人刘克庄，将爱国之情倾注诗词。
　　“嘉定和议”后，尚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以“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和“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的名句，称颂爱国人士。
　　忠实反映人民心声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慨然长叹：“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心老沧州！”临终前以绝笔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耿耿丹心、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可昭日月。国脉微如缕，多少爱国志士以笔醮血，忧心贯日，忠心可鉴。“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
　　自度宗始的南宋后三帝加上无暇于帝号的撞响两宋丧钟的皇上，已不可能再接来使与派出使节。
　　一个王朝的结束，同时使众多的使者隐入历史的典籍中。
　　然而，回味是悠长的，沉思是苦涩的……

作者：犹想宋人　回复日期：2007-4-3　15:11:35

　　应约充实另外的文字，顾不上这里的美丽与忧伤了。
　　
　　扫瑞......
　　
　　我们一起拜访宋朝的文人吧！！！
　　
　　
　　
　　 两朝开济老臣心
　　泰山脚下的泰安城岱庙东御座是清朝皇帝的出行驻跸之处。在“勤政亲贤”的横匾下，乾隆皇帝手书的“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对联十分耐人寻味。
　　治国者，文官也；安邦者，武将也。然文官武将皆在紧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一人手中，都以为治国重在治吏安民，而刑不上大夫况乎皇帝老儿，民难违官命异乎七品小吏。不想一人治天下，不愿天下奉一人，但却是事与愿同，代代相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仁人志士的终极目标和人生四步曲。文官治国，武将安邦。文臣在朝，武官守疆。创业靠武力开拓，守业赖文治延续。相臣治国重在治吏安民，将领戍边要在固防守土。朝和而邦不疏，内强而外不欺。文官正直，将相能和；政事废池，边事必祸。贤相主政，抵得万里长城、百万雄兵，是江山的铜墙铁壁、社稷的中流砥柱、人民的幸福安康。
　　两宋帝王少明君、多弱主、有昏君。经国三百一十九年，历帝十八个，宰相不计其数，相位走马换灯。史海沉沉，典籍厚重，不掩其辉的宰相总能给后人无尽的思念和深邃的启迪。
　　他们曾经以才华、心血和生命灌注在民族的脊梁，使国家张扬沉重的翅膀，人民安度艰难的岁月，历史写下辉煌的篇章。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只读《论语》的赵普
　　《宋史》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此论因太祖、太宗的宰相赵普而发。
　　赵普性格深沉，态度严谨，心胸豁达。作为重要谋士辅佐太祖登上皇位的他，时常犯颜直谏。他荐人作官，太祖三天三次不同意，盛怒之下将奏折撕碎，他脸不变色，第二天，用粘好的奏折继续推荐，太祖终于同意了。赵普坚持请求为一个太祖非常反感的人升官，太祖怒言：“我就不给他升官，你能怎么着我？”赵普严肃地说：“刑赏是天下之刑赏，怎么能以陛下你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呢？”太祖因一榻之地都是人家的地盘而夜不能寐，与皇弟赵光义顶风冒雪到相府问计。赵普对太祖意欲收复太原表示异议，应先平定南方诸国，再收复弹丸之地的北汉。太祖笑着说，正中我意，我原是试探试探你的。马上皇帝宋太祖最终深有感触地说：“宰相须保读书人！”
　　赵普学识不高，身体力行开卷有益的太宗劝勉他多读些书。他在公务之余，手不释卷，专心致志，有时候一读就是一天。每天一回到家，就关起门来，打开箱子取书诵读。第二天处理政事干净利落，毫无倦意。赵普曾对太宗说“我有《论语》一部，用半部帮助太祖打天下，用半部帮助陛下治理国家，使之太平。”赵普去世后，家里人打开书房中的箱子，里面没有别的书，只有一部二十篇的《论语》。
　　●刚直不阿的吕蒙正
　　太宗在元宵节登楼赐宴观灯，为繁华的京都和太平盛世而自我夸耀。宰相吕蒙正说，我们到这里都是坐轿子，这么多轿子在这里，老百姓都要跑来看热闹，所以市面才如此繁盛。我曾经看到离京城没几里的地方，有许多受冻挨饿而死去的人。希望陛下要看到近处，还要看到远处，这才是老百姓的幸运！太宗与众臣都不得不称道吕蒙正的刚直不阿。
　　●大事清楚的吕端
　　太宗想让少时聪明好学、为政足智多谋的吕端接替吕蒙正的相位，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笑着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却不糊涂。吕端为相后，与原来平起平坐的寇准轮流执印，威信更高。第二年，西夏李继迁造反，宋军将他的母亲押回朝廷，太宗和寇准都主张将其杀死，吕端劝阻道：“昔日项羽以要煮杀刘邦的父亲相威胁，逼其无条件投降。刘邦却说‘那就请你分给我一杯肉羹！’进行大事业的人尚且不顾他的父母，何况李继迁这样的叛逆者呢？今日陛下如杀死李继迁的母亲，明日您就保证能将李继迁捉住吗？如果不能，那就结下杀母之仇，使其叛逆之心更加坚定。”太宗听了吕端的话，养其母而牵其心，缓和了同西夏的关系。后来，李继迁的儿子遵其父遗嘱归顺了宋朝。
　　●耿直如火的寇准
　　寇准是今陕西渭南人，因晚年被封为莱国公，史书典籍及民间传说中被尊称为寇莱公。少年时的寇准不拘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历管教下，才折节从学，精通《春秋》三传，19岁就举进士从政，初入仕途就大显才干，恩信百姓，深得民心。
　　寇准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披肝沥胆，毫无顾忌，深得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枢密院直学士。奏事切直的寇准使志在求治的太宗有时也难以听下去，太宗起身要离开，寇准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他陈述。事情有了结果，太宗才得以退朝。即使这样，太宗却是十分欣赏寇准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这样一说，虽有自比明君唐太宗之嫌，但寇准与魏徵却是可以比肩的。
　　淳化二年春，久旱无雨，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准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此话激怒了太宗，寇准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面说出事实。原是祖吉与参政王沔的胞弟均贪污受贿，处罚却相差悬殊，用法如此不公，上天自然发怒。太宗过问此事，果然如寇准所言，对贪官亲自重定刑罚，同时重用寇准，授其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耿直的人受同样耿直的人佩服，但也不免开罪同僚，得罪小人。多数时候，正直的人周围小人比正人君子多。寇准遭受不白之冤被贬知青州，其因是枢密院副使张逊心小胸窄，与寇准政见不同而耿耿于怀。寇准夜遇狂人迎马首拜呼万岁，张逊唆使亲信报与太宗诬其大逆不道，寇准引同行者作证，两人在太宗面前争论不休，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将两同时贬降。但太宗深知寇准对自己忠心耿耿，不会有犯上的行径，第二年就召回他当了参知政事。
　　皇帝用人在要位上，不可能只是用其人品道德，更重要的是用其安邦定国之才，以保江山千秋万代。寇准正是这样的人。他首先帮助太宗完成了立储大事，这是多数皇帝最头痛的事。寇准回朝，太宗责怪他时间迟缓，接着问他皇子中哪个可以托付神器。寇准知其心境，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可以副天下望者。”太宗深思熟虑后问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准说，知子莫若父，此事当机断。皇帝疑忌难提，群臣惧不敢言的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寇准主张用安抚的办法解决西北边事，太宗认为其意见可行，派他出使渭北。
　　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感其恩德，对寇准更加信任，不断授其要职。名臣重位的毕士安赞寇准“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力荐寇准，真宗担心寇准因刚直难以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可以以此人挡契丹人的南下。真宗应允。果然应了此话。辽军大举南下，急书一日五至，寇准却平静如常，回答震惊不已的真宗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寇准主张真宗亲征，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密请真宗去金陵，枢密院事四川人陈尧叟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准，寇准深知内情，佯装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划此策者，罪可杀也。”极言皇帝只要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精诚团结，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以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以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者四川，就会人心动摇，辽军乘虚而入，大宋江山将失而不保。道理显而易见，真宗深信不疑，但王钦若、陈尧叟却为此更加忌恨寇准。
　　宋辽在瀛州城下大战，辽军破城之图未遂。皇帝亲征却是徐图慢行，是非频生，曲折不断。在寇准的敦促下，到了渡河口，跨过浮桥，登上了澶州的北城门楼。黄龙旗在城头上飘扬，群情振奋，踊跃欢呼，声传数十里。辽方无望取胜，真宗有意议和，就有了令时人及后人争论不休、有褒有贬的“澶渊之盟”，这也成了全权署理抗辽军事的寇准的精心之作，也使政见不同者找到了下黑手的借口。王钦若对真宗说，寇准逼着皇帝亲征，又订下城下之盟，这哪里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不久，寇准被罢相，后宋辽关系再度紧张，才奉诏而还。
　　真宗崇尚道教，天书降临时，寇准又成了焦点人物，只有平素不信神信邪的寇准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在时势的逼迫下，寇准陷入圈套，违心上天书，再得高官。这实在不象寇准所为。心直口快的寇准疾恶如仇，不掩其心，与丁谓、钱惟演等人交恶，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一句话奚落了丁谓，使多年的交情毁于一旦，结下深怨。酒后失言，使真宗密定辅政大臣的要事大白于天下，寇准因此失去实职。
　　寇准为真宗相，用人不拘一格，使同列朝廷因循守旧的人多有不满。寇准以为，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真宗的内侍周怀政在朝内和后宫兴风作浪，意欲谋杀丁谓，复相寇准，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虽未成，对此事茫然不知的寇准受牵连而遭贬。真宗被蒙在鼓中，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准，左右不敢以实情相报。真宗在离世前，说到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野史和民间记载和流传着不少的寇准轶事佳闻。为老塾师解怨而写奇字智训刁员外，显示其才高八斗，度外有法。成安县的一个刁钻吝啬的员外请一位老塾师教书三年后，写了一个“井”字中间加一点的字，让老塾师读，塾师自然无从读出。员外说这是投石下井的声音，读“啪”，这样才疏学浅的人肯定会误人子弟，还有脸教书和要酬银吗？时任知县的寇准有意要教训一下这位饱学之士，也写一个上竹下肉的字向其请教。员外自然是不认识，40大板伺候后，还是不认识。寇准见时机已到，说，上竹下肉是竹板打屁股的声音，和“井”字加一点，投石落井的声音一样，也读“啪”。一句话唤醒了糊涂人，老塾师的冤屈得到了伸张，让有钱有势的人长了学问，让学富才高的人安了身心。
　　 寇准背靴智请杨六郎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趣味横生。

LZ你知道的好多

作者：犹想宋人　回复日期：2007-4-9　09:27:31

　　●王佐之才的富弼
　　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的富弼，被范仲淹赏识为“王佐之才”，晏殊将女儿下嫁。在契丹大兵压境，宋廷一片惊慌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以“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之节，受仁宗之命出使契丹，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唇枪舌剑，义正词严，成为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出使成功的典范。
　　 仁宗将被贬的范仲淹召回朝廷，任命右司谏，受命到江淮一带赈济旱蝗大灾，回朝后将灾民吃的野草遍示满朝官员和后宫贵戚。宰相吕夷简以为此举是讽刺朝政，深怀不满。郭皇后一句话使仁宗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内侍阎文应以女色亲仁宗，不足半年吕夷简复相。范仲淹因劝谏仁宗废郭皇后之事，再次被贬，一年内辗转四五个地方。朝臣们畏惧阎文应的权势，不敢弹劾，范仲淹冒死弹奏阎文应搬弄是非、陷害忠良、心狠手辣、罄竹难书。皇上不准，范仲淹就一直绝食。范仲淹任开封府政绩卓著，绘百官图上呈仁宗，又惹怒了任人唯亲的宰相，被贬至饶州。相质才显、爱国为民、内修仁政、外固边防、先忧后乐的范仲淹一生坎坷，为官地方，屡次三番遭受陷害，痴心不改青史留名。
　　庆历三年，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仁宗面对内忧外患，意在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十项改革主张，仁宗采纳并颁布诏令，“庆历新政”正式启动。
　　范仲淹与富弼共同提名转运使，范仲淹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心有不忍，犹豫着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庆历四年，契丹与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担心边境有事主张增兵，富弼料事如神，契丹未犯宋境。
　　“新政”初见成效，但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妄斥朋党，欺罔擅权。夏竦更是阴险毒辣，教唆其女奴模仿富弼的笔迹伪造废立诏书，诬蔑陷害富弼要行废帝立新之行。仁宗找借口外放富弼和范仲淹，韩琦为富弼辩护，也被贬知扬州，新政的主要官员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任京东路安抚使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京东路流民有六七十万人之多。富弼引导官员与百姓出粟救灾，征用公私房舍十万余间，掩埋流民尸体，准许流民生产自救，募数万流民为兵。有人劝日夜操劳的富弼说，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并拜其为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突发风眩之疾，富弼与文彦博沉着冷静，宫内井然有序。后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被士大夫誉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
　　英宗即位后，诏为枢密使，后封为祁国公，进封郑国公。神宗即位后，经常问策于富弼致国强盛、边事防务。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后，富弼再次拜相。朝中的五个宰相一度曾是“生、老、病、死、苦”，其意为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卞苦。富弼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退居洛阳的富弼乐于置酒赋诗，时时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病逝时，享年八十岁。
　　●社稷重臣韩琦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第一个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众大臣接连上疏极力劝说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包拯、范镇言辞更是恳切，数年之后，韩琦再提此事，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终于立皇太子。是年韩琦封仪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紧张。韩琦不遗余力，互慰双方，母子趋和。这年，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身为宰相的韩琦始终以边事为念，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述方略。
　　神宗即位后，韩琦拜司空兼侍中。韩琦被诬告，神宗明察，但他仍坚决辞职，辞退所授两镇，任淮南节度使。韩琦坚决抵制并上疏反对变法，神宗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韩琦从庆历年间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在对外关系上，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
　　二十八岁的韩琦拜右司谏，三年内上七十余疏，敢于犯言直谏，诤言谠议，事有不便，不能不言，力求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宝元元年，韩琦连疏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面对灾情束手无策、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被罢，此事名闻京华。韩琦与范仲淹两人同守边疆时间最长，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壮心不已的文彦博
　　以“灌水取球”显示其少时聪颖机敏的文彦博21岁进士及第，在宋夏战争爆发、西边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宋军将官多临阵先退、望敌不进，指挥系统效率低下，上疏皇帝极论其弊，力主改革军事，顶着重重压力为英勇之将刘平昭雪降敌之诬，防守边境两年，因有威名而敌不敢犯。
　　即使有名有才如文彦博者，也离不开德高望重者的举荐，而路通后宫借皇帝枕边香风更是捷径。为了求得进身之阶，文子以织金丝作灯笼，载莲花为锦，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在贵妃的内助下，文彦博被授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王则兵变，朝廷为难，文子从张贵妃口中得知仁宗有谁镇压起义就擢谁为首相之意，于是自请赴敌。兵变平息，相位到手。
　　第一次拜相的文彦博曾以“恬退守道”为由举荐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奏请朝廷重用。以“脱有难，臣请死之”之胆规劝仁宗减6万冗兵归农，为2万人减廪给一半，未出意外。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送灯笼锦结交张贵妃，并当面对质，文子无言以对，拜谢不已。大怒的仁宗将谏者劾罪、被谏者罢相，时人写诗讽刺：“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
　　第二次拜相的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以遇事沉着冷静、处事果敢决绝使仁宗病重期间政局稳定，朝野平和。唐介被贬岭外，御史吴中复上请召回，心胸豁达、私不废公的文彦博从旁劝说：“唐介所说大多是实情，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文彦博又有了厚德之风的美誉。后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封潞国公。英宗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首议建储。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元老重臣以文彦博为首极力反对。阻挠变法是异想天开，反对变法却可以殚精竭虑。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陕右大震”使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因为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之意十分明显，终被排挤出朝，几年后以太师身分致仕。神宗见年近八十的他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向他请都养生之道，文彦博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哲宗即位后，高太后掌权，“元佑更化”兴起清算新法之风，当政的司马光力荐文老复出，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并主张对夏屈服妥协。辽国使者见到八十几岁的文彦博惊羡不已，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得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并建堂命名。司马光为之作记，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出将入相的文彦博穷极富贵，平时却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与他们结成布衣之交。工书法受黄庭坚称赞，长诗词多与政治有关。只录《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作者：犹想宋人　回复日期：2007-4-15　09:03:58

　　
　　
　　
　　●爱才育才的欧阳修
　　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而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而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仁宗授欧阳修枢密副使，两年后又转任参知政事，成了副宰相。英宗即位后，韩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等人极力劝导太后，消除了宫廷危机。韩琦、曾公亮商议推荐他为枢密使，欧阳修正色道：“现今天子居丧，尚未亲政，母后垂帘，朝政得失，天下之人都认为是我们几位大臣决定的；如果我任枢密使，人们会说我们几个人相互补置，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呢！”英宗几次让欧阳修担任枢密使，他都坚辞不就，这种刚正坦然、不谋私利的品德终生不渝。英宗也当面劝他：“您性子太直，不避众怨。常见你奏事时，与两位宰相意见不合，就当面反驳，说话不加避讳。御史、谏官论事，你也常常面折其短，即此可知，人们都不喜欢你。你应该稍加戒约呀！”
　　欧阳修的品格有其父遗风，家传秉承。欧阳观禀性仁恕，刚直不阿，为官清廉，乐善好施。出身江南名门、知书达礼的母亲郑氏含辛茹苦，芦荻画地，教化小儿。三叔欧阳晔官小薪簿，严明方正，廉洁自持，对家贫子幼的寡嫂十分照顾。胥偃称赞欧阳修的文章“飘飘之逸思无穷，籍籍之芳尘自远”，参加国子监考试，名列榜首；再过礼部考试，独解翰林学士晏殊的难题，再次夺魁，被晏殊视为最得意的门生；在耸动天下、风雅至上的钱惟演手下作事，如鱼得水，与尹洙、梅尧臣成为挚友。非常尊重和欣赏欧阳修的宋仁宗感叹地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才，是从哪里得来的啊！”
　　 欧阳修很重视作个谏官，对谏官的要求很高，认为“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在作谏官之前，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欧阳修对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非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异常愤怒，作了气尽语极、急言竭论、委曲婉转、全尽挖苦的《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对谏官的认识，欧阳修更有独到之处：“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有不为宰相、定为谏官的高论：“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欧阳修深知宋朝的天下比唐朝的天下更为忧虑，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不可多得的敢言忧者，又遭到贬斥。他愤而作《朋党论》，以“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而直面天子。欧阳修忆及当年范仲淹被贬，自己与尹洙、余靖等贤臣为其主持公道，均遭贬抑并被指责为范仲淹的同党，朝内“朋党”之论如洪水般泛滥。欧阳修深感其盛，对仁宗坦言：君子以志同道合来结交朋友，小人则是以利害关系来结交朋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臣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友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友。小人追求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财货。当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时，便暂时结成朋友。所以我说“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他们坚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并用这些来修养自己的品德。那么，道义相同的事，大家都得到益处。为国家做事，便是道义相同的事，大家便会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友。商纣王有臣几万，就有几万个心，可以说是没有同党的罢，而纣王正是因为人心不齐而被周武王灭亡了。武王只有臣三千，三千臣子一条心，可以说是“大朋党”，而周王朝却因此而发达兴旺起来。君子的朋友不嫌多就是这个道理。作为皇帝，应当摒退小人的虚假的“朋党”，而用君子的真“朋党”。果真如此，天下何愁治不好呢？
　　奸臣小人以此为恨，仁宗皇帝也置若罔闻。后来，杜衍等贤臣相继以“党议”被罢免了官职。欧阳修更加感慨，又上书皇帝：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他们有应该罢官的罪错。自古以来，小人谗忠贤，他们的借口必定是指责这些忠贤是“朋党”；要想动摇大臣，则必定是诬以“专权”。因为去掉一个好人，而众多的好人还在，小人还是无法使他们的私利和贪欲得到满足。想把好人全部去掉，但好人的过失很少，难以一个一个地去找寻他们的毛病，于是指责他们是朋党，则可以一下子全部打下去。从古至今，大臣被皇上所了解并加以信任的，就难以用别的名义去动摇他，唯有加上“专权”的罪名才管用。因为这是皇上所最讨厌的、忌讳的。只有用这个说法，才可以推倒他。正直的臣子在朝，奸邪的人便嫉妒他；有智谋的人不被重用，那就会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四个贤臣一旦罢黜，那将使一群奸邪小人在朝廷之内互相庆贺，使周围的敌国在外庆贺，臣为朝廷惋惜啊！
　　欧阳修爱才举才，不遗余力，培养得意门生曾巩，让苏轼独步天下，出人头地，倒屣相迎王安石，赋诗相赠，这才是北宋真正的福气。宋神宗时，他三番五次要求致仕，结果却是“每求退则得进，每辞少则获多”。中年时自号醉翁，晚年致仕前夕更号为“六一居士”，自述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虽然欧阳修政绩显赫，但他文坛宗师的地位或多或少地遮掩了他的政治之辉。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论述他的散文特点时说：“如公气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中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词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以命护法的王安石
　　王安石以学生的身份评价欧阳修，心诚意真。21岁进士及第的王安石，正逢文坛领袖欧阳修创导古文运动，革新传统的儒家汉学，力建新儒学宋学。在名家辈出的时代，王安石是早期的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向朝廷推荐人才，全面评价并高度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王安石当上国家理财官员后，向仁宗上了万言《言事书》，极陈财政实情、收支弊病和当世之务，全面阐述了改革思想及策略。仁宗没有采纳，执政大臣也置若罔闻。倡导并实践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王安石，受仁宗下诏放罪而不肯到殿门谢恩，其耿直秉性可窥见一斑。在辞官守丧期间，深研学术，聚徒讲学。宋神宗即位后，朋友韩维三番五次的推荐终于有了结果，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接着又被召任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令。两年后，王安石升任相当于副相的参知政事，一年多后再升宰相，开始了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
　　变法不会错，怎么变却是大有门道。王安石急风暴雨般的改革，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加之天不作美而久旱无雨，太皇太后与皇太后流着眼泪向皇上告王安石的状，有人画了逃荒者的图而诽谤变法，守旧派官员将旱灾归罪于改革，重重重压下的王安石不得不自请辞相。在其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王安石自以为创造性解决了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撰成了《三经新义》，创建了新儒学学派，“新学”应运而生。其后，王安石出任首相，在变法力度加大的同时，局面也岌岌可危。不占天时、地利、人和，注定要失败的先天不足的变法留给世人的多是教训，改良行之无效，变法难以为计。变法的支持者宋神宗先是“不让改革，就不做皇帝。”后来却是左右摇摆，变化无常；参与者各怀鬼胎，离心离德；守旧派的攻击无以复加，来势汹汹；执行者虚报成绩，争权夺利；邻国推波助澜，乘机挑畔；上天非旱即涝，难遂人愿。作为改革首领和巨将的王安石虽有雄才大略，却主观武断，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豪强反对，农民不满，不为天下老百姓，只为皇权统治长治久安，变法失败在所难免。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所有新法尽数废除，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身有重病、忧心如焚的王安石慨然辞世。留给时人及后人无端争议的王安石，无论是变法、新学，还是诗词与《字说》，或者为人与处世，直至今日也不成定论，公论似乎也众说纷纭。这恐怕就不是视变法图强如生命的王安石个人的悲哀了，这是历史的悲哀，也难免不会成为时代的悲哀。

作者：犹想宋人　回复日期：2007-4-30　14:31:33

　　五一节快乐！
　　
　　
　　●尊名崇礼的司马光
　　与王安石同领风骚的司马光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名人。司马光6岁开始读书，7岁时听别人讲《左氏春秋》就可以为家人讲释，自此手不释书，不知饮渴寒暑。这主要爱其父司马池和其兄司马旦的影响，司马光所论天下事，比他大13岁的哥哥多有帮助，兄弟友爱始终。
　　仁宗时期，时年20岁的司马光中进士，至45岁时，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初步形成。直到知谏院前，他表现为一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对朝臣与妃子葬礼过者坚决反对，对威望不高的大臣赐予至美之谥更是抵制，对仁宗立太子一事首功一建。重名分、重礼教是司马光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他有言可依：“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英宗在位仅四年，期间司马光相当活跃，频繁上书论政事与备边，着手编修最引人注目的《资治能鉴》。最初叫《历代君臣事迹》，神宗以为其“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赐给了这个名字，并亲自制序。司马光进一步发挥了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神宗因此受益。
　　尊崇名分和礼教的司马光认为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有人主张对当朝皇帝的生父濮王应尊为皇考，他却以为尊其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在边事上，司马光斥责生事的边臣，轻易引祸，难于胜战，虚张声势，边患不断。他的战事政策受到辽与夏的尊重，使臣到宋廷，必问司马光的起居情况。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与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这种影响当然是宋朝的福音。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当新法进到高潮时，他却退到洛阳。这位在野宰相在倾心编史的同时，静观时局变化。在洛阳15年，虽说绝口不论事，与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徜徉在园林之中，定然忘不了与神宗面前争论理财，与王安石之间的辨论和人身攻击，看似置身于政治之外，实际上是醒着、醉着和睡着都没有忘怀政治。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复行旧法，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连续上了多个奏折、再次重复为君三德论后，复出为相。在位虽不足一年半，却完成了尽废新法的宿愿。
　　司马光20卷的《稽古录》，自伏羲氏写至英宗治平四年，是一部简要的编所体通史。朱熹评其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等到哲宗亲政后大搞绍述新政，已离开人世的司马光也难逃惩罚。如果名如司马光者也无在天之灵的话，这样做想必只能使始作俑者更加臭名昭著。
　　●独相有德的章子厚
　　章子厚为人豪俊，博学善文，胆识过人，傲气冲天。22岁初次考取进士时，因自己的侄子章衡考中首名，自己名在小侄之下而拒有受敕，后来考取进士甲科。章子厚是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宋神宗说他“但能作吏文”，王安石则认为他“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期望他能够在抗击西夏或辽的战场上发挥才能。因王安石被罢相，章子厚所担要职在任命后接着去职。三司失火，他救援得力而受神宗赏识，开始主管财政事务，王安石的相位复而又罢，章子厚一直担任三司使。
　　苏轼赋诗讽刺朝政被投入御史台狱，因其句“世间唯有蜇龙知”而被诬为有不臣之迹，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子厚从旁解之说：“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神宗同意章子厚的看法，苏轼得免无中生有之罪。
　　章子厚刚任副相，就因其父及弟强占民田而罢政，再任副相之首后，议妥了神宗立皇太子之事。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日益复杂化的时候，与苏辙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就行或罢免役法问题与司马光据理力争，终得正果。哲宗亲政后，罢免高太后任用的宰相，起用章子厚为左相，作为独相理政直至哲宗去世。期间复行并改进新法，打击旧党成员有所节制，表现出了肚中撑船的政治风度。
　　独相七年的章子厚为使政治清明，带头不搞特权。“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边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任州、县，迄无显者。”季子的官位也仅仅是从八品，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章子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处理哲宗皇位继承人上的表现。年仅25岁的哲宗英年早逝并无子承位，生前也未做出安排。向太后召宰执议皇位传人，独相章子厚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向太后提出立端王，章子厚再次说：“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章子厚将话说到如此明白和绝决的地步，但向太后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宋朝的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就此开始，拱手相送北宋王朝的败国之君走上了高高在上的皇位。
　　240多年以后，元末修撰《宋史》，史官也不胜感慨，假如当初章子厚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
　　徽宗即位后，章子厚依例晋升，阶官升为特进，封申国公。不久，反对赵佶当皇帝的章子厚被罢相，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被一贬再贬，直至手中无权无责。最后，章子厚以享年71岁离开了风雨如晦、世事难料的人世。六年后，复特进、申国公官爵，再四年后，赠太师，追封魏国公。这些，章子厚肯定就无从所知了，知道的人也定然无动于衷，心如死水。
　　

作者：犹想宋人　回复日期：2007-5-25　14:40:07

　　好久不打理，自是未相忘！
　　
　　●不名一师的吕公著
　　吕公著出生在一个有影响的仕宦世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先祖吕龟图是仁宗朝的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官至大理寺丞，父亲吕夷简在仁宗朝拜相。父亲目睹儿子好学不辍，感慨地说：“他日必为公辅。”欧阳修很器重比他小11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并推荐王安石和吕公著两人为谏官，赞吕公著“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吕公著。仁宗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也很是称赞。司马光回忆言简意赅、讲经议论的吕公著时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吕公著在政事上与司马光相为呼应，竭力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神宗要用变法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以为“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这话与司马光的言词如出一辙，已经因谏事不允在家百余日不上朝而遭降职的吕公著惹怒了王安石，被贬出朝。他直言神宗要屈己从谏，神宗立太子，对辅臣说，要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高太后遣使迎吕公著回朝。吕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最为重要的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吕公著与司马光同为宰相，辅佐哲宗，一时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复贤良方正科。在宋代学术史上，有吕公著的一席之地，他开启了吕学端绪，其基本特点是“不名一师”的学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道德和重文献之传的传统。
　　哲宗时，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享此殊荣的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的父亲吕夷简就占了两位。次年，吕公著去世，哲宗亲临赐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同司马光一样，离开人世的吕公著也难逃政坛风波的狂暴。哲宗亲政，吕公著被削谥、毁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将吕公著列入奸党碑，直至绍兴初，才还所赠谥号。

作者：犹想宋人　回复日期：2007-6-28　13:45:30

　　
　　各位好！！！
　　没有这些就体现不出宋朝的美丽。
　　不是么？
　　
　　
　　
　　　　　　　　　　　　　　天生丽质
　　宋朝含忧，凄婉动人；宋朝寓美，天生丽质。
　　宋朝是我国古代社会风俗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奠定了当今世界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宋朝的节庆多沿用前代所设，并有新的增加，其数量之多与形式之美当会让时人惊羡不已。重大节庆就有元旦、立春、元宵、清明节、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除夕与交年节，其他节日还有二月初一的中和节、二月十五的花朝节、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七月初七的乞巧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十五的下元节以及皇帝生日和皇帝突发奇想赐福于民的五花八门的大小节日。
　　现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节日爆竹烟花，就起源于北宋的爆竹、南宋的烟火。现在北方冬至吃饺子的风俗，就是源于宋代冬至吃馄饨的先声。现在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与地区的限制，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这在五代以前是严令禁止的。现在人们普遍使用并不断更新换代的桌、椅、凳等类家具同样在五代以前没有使用并不可想象的。从远古到唐末五代，人们一直席地跪坐，宋代发明并使用高桌椅矮板凳之后，才有了这种垂脚高坐的形式。这不仅仅解放了膝盖和屁股，更多的是对思维、礼仪、交流、服装、饮食、宴饮等行为方式的重要影响与深度变革。
　　十二世纪，北宋画家张择端以高超的技术完成了巨幅长卷《清明上河图》。如果仔细欣赏这件稀世珍宝，就会惊异地发现，画中描绘的房屋、桥梁、船舶、车辆、日用品和生产工具，几乎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情景完全相同。
　　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这八百年的发展。
　　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些，还无法充分体现与深切体察宋朝的美丽。
　　精神的愉悦与快乐的享受必然要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与财宝的创造，宋朝人给了世界、历史与后人数不胜数的惊喜。　　
　　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一千年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期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一千年前的中国人会自豪地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一定有人这样想过，这样说过，其中的不礼貌与不周到之处已经无法去认真追究。
　　“积贫积弱”的宋朝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科学技术、医学等得到空前发展，封闭型城市发展为开放型城市并且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极大地超越了前代，并在当时的世界首屈一指。同时，宋代的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的总体水平同样超越前代，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
　　城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微观缩影。
　　有宋一朝，城市星罗棋布，盛况超越唐代。
　　传统宵禁制度的取消，封闭式的坊市首次被开放式的街巷所取代，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标志着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阶段。
　　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都城开封，中心为皇城，宫殿密布。第二重为里城，是官署、寺观、商业与居民区。最外一重为外城，亦称罗城，全城周长约二十九公里。里城与外城墙外都有宽阔城壕，城内河道纵横，号称“四水贯都”，汴河两岸是繁华的街市。
　　东京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其繁华风貌。
　　五代吴越国都城杭州和南宋临安城为隋朝杨素所筑，有宫城和大城两重，旱门十三座、水门五座，成不规则形状。城中市肆密布，多达四百四十个，主要街道与商业大街融在一起，北门外的大运河为主要运输线，城中河道交叉，商业沿河道而列。
　　另外，唐幽州、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也就是现今的北京，扬州宋城，平江城现今苏州，都是名噪一时的著名城市。华北的主要城市有洛阳、大名、真定、宋州、西安等，南方的主要都市有扬州、江宁现南京、苏州、明州现宁波、泉州、广州、成都、鄂州现武汉、潭州现长沙、福州、南昌、襄阳、夔州现奉节、渝州现重庆等。
　　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亮如白昼。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人流拥动、欢歌笑语。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十三世纪西方最富裕地区的意大利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
　　城市的辉煌是经济发展的硕果。
　　宋代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民营手工业蓬勃兴起，瓷窑、冶铸、煤矿及手工业产品门类齐全，宣传产品及其商标铭记已经出现。
　　官府手工业规模较大，其组织比唐代更加严密和庞大，专门从事宫廷的用具、服饰、器物的生产和供应，并涉及军需、营造等事业，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吏进行管理。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以造纸、制墨、制茶业、制糖业最为兴盛。
　　瓷窑手工业遍布全国各地，占全部古窑址数量的75%，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越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建窑、德化窑、灵武窑都名重一时，许多名窑在炼制技术、装饰技法、釉色变化上富有独特风格，形成了定窑、耀州窑、越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建窑等八大窑系和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与极富民族特色的辽瓷、西夏瓷等。
　　郑州柴窑青瓷有御批的颜色要求：“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柴窑依然是中国陶瓷史上的未解之谜。
　　中原地区的定窑白瓷和南方地区的景德镇影青瓷垄断着当时的国内市场
　　瓷器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并成为国内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制瓷手工业作坊与城镇如雨后春笋，大规模窑群应运而生。定窑涧磁村窑址就达一百一十七万平方米，耀州窑号称十里窑场。
　　沿海瓷业发展更为迅速，海港城市成为瓷器的集散地和窑群林立的瓷器生产地，广东、广西、福建争先恐后，瓷器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沿岸、地中海和欧洲。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四大港口空前繁荣，海上航线被誉为“陶瓷之路”，“涨海声中成国商”的著名港埠泉州，集中反映出瓷器外销的盛况。景德镇的瓷器特别受赏于西方，荷兰人将其从泉州贩至欧洲，其价值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同。
　　瓷器的发明取代了陶器的使用，为人类抹去了石器时代留下的最后一道痕迹，到目前仍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用品。瓷器与中国历史地、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断让世界为之惊喜。
　　采矿技术决定着固有资源的利用程度。
　　公元前3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深井钻探技术，使人类能够获取深藏地下的财富。
　　找矿技术科技含量明显增加，探矿知识不断丰富。坑采作业中已经完成对深部矿藏掘进时有害气体的记录与探索出保持空气流通的躲避方法。
　　河南鹤壁、禹县已经采用先进技术开采煤炭，已经出现煤砖、香煤饼和焦炭，除了用于炊事、烤火、冶铁、烧瓷、殉葬之外，还用以制药。
　　我国古代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技术逐渐成熟，新型凿井技术应运而生，石油地质学开始萌芽，石油粗加工技术开始研究，石油、天然气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沈括首开石油地质学的先河，并首次提出了“石油”的命名。沈括的预测大胆而又准确：“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在用石油作炭黑制墨后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炼油工厂，炼制用于火攻重要原料的猛火油。
　　坑冶是对已有资源的充分利用。
　　公元前6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用极其聪明的办法使铁矿石源源不断地变成铁，并且直接铸造成为铁器，从来彻底解决了困扰人类千年之久的难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金属工具和兵器的更新，使人类迅速进入铁器时代。
　　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冶铁铸造主要集中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龙江阿城、河南荥阳、林县、安阳以及福建同安、山东莱芜等地，主要产自磁州、邢州、兖州和徐州。宋朝设有四监、十二冶、二十务、二十五场，英宗治平年间的1064至1067年的铁税岁课数量已经达到八百二十四万斤，比唐宣宗大中年间高出约七十六倍。矿冶业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最为繁荣，铜、铅、锡分别达到一千四百六十万斤、九百一十九万斤、二百三十二万斤。
　　山东登州、莱州以黄金开采著称，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是其它有色金属的著名产地。
　　唐宋时期，传统钢铁技术体系的定型是金属技术发展最为突出的成就。宋代的农具制作已经由铸制改为锻造，成为金属技术应用的历史性转变。蒸矿竖炉的内形已经接近现代炼铁高炉，其设计与应用得到重大改进。苏轼在《石炭行》诗中描述徐州煤矿时写道：“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石何劳锻。”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
　　百炼成钢名副其实。传统制钢术以灌钢技术最为重要与最具特色，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作了首次记载：“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描述湖南苗族独特的制钢术时写道：“出铁百炼，尽其铁以取精钢。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
　　在有色金属冶炼上已经首次推广使用胆铜法，提取纯铜的水法冶金工艺日渐成熟，信州铅山、饶州德兴、韵州岑水并称三大冶场。浸铜、炼铜、镍白铜都是有色金属冶炼的杰出成果。
　　铸钱业属官营，但并没有禁绝私铸。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神宗年间年铸铜钱五百多万贯、铁钱近九十万贯，比唐代全盛时期的玄宗年间的年铸钱额增长二十多倍。宋代的铜钱通行于辽、金、西夏，并远销海外。
　　北宋的钱币铸造达到巅峰，其合金配制的规范化、工艺定型与钱文的摹写都有重大进展。铜、铅、锡的含量在各个年号与不同钱监所制造的铜钱十分稳定与接近。
　　始铸于西汉时期的铁钱，在宋代发展到种类最繁、数量最多。杂有铅与锡的夹锡铁钱，是为防止西夏等用铁钱改铸兵器而实行的。
　　金属冶炼业的发展，使大型、特大型铸件层出不穷，成为金属文化的突出标志。北宋嘉祐年间湖北当阳的铁塔用铁近四万斤，北宋初年重建的隋朝河北正定隆兴寺铜佛重达三十六吨，太原晋祠的四尊铁人高度分别两米多，四川峨嵋山圣寿万年寺普贤铜像重达十二万斤，铸于1027年的著名针灸铜人的人身穴位标注十分精确。
　　制盐业的海盐和池盐是官营的，井盐是民营的。四川的卓筒井属小口径深盐井，是一种先进的井采技术，实现了盐井钻凿工艺从大口浅井阶段向小口深井阶段的飞跃，成为当今世界上盛行的深井钻凿技术的先声，其发明具有深远的影响。苏轼、文同、陆游都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井采技术卓筒井作过记载。
　　民间金银作坊遍地开花，金器银器进入富庶人家，华丽、精细与朴素、简洁的器物杂然相陈，造型富于变化，新品不断出现，构图别致，题材广泛，大众化日常用品增多，工艺制作技术新颖。
　　玻璃器数量增加，品种增多，自产玻璃器成为主流产品。
　　纺织技术得到空前发展，纺织业发展到全国四十三个州，重心南移至江浙，丝麻织品、印染品、棉织品大量生产并进入市场流通，走进寻常百姓家。除乡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民营大型作坊。官营丝织业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绵院最为著名。纱、罗、绮、绫类织物产量扩大，质量提高，亳州所产的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起源于隋唐的具有雕镂质感的精美丝织工艺品缂丝在宋代有所发展，以定州所产最为出名。南宋时创造出子母经的缂法，精心缂制唐宋名家书画，刻意追求书画原创笔意，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水平。刺绣工艺技术空前提高，针法新颖，如泼彩绘。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赞叹：“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喽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
　　在古代总称为布的苎麻及葛、大麻织物，是劳苦大众的主要穿着之料。麻织品生产遍及南方各地，广西最为发达，所产柳布、象布远近驰名。西北地区的毛纺业不甘落后，揩面如丝帛滑腻的羊绒制品十分珍贵，现今甘肃泾川当年的小孩子都能够用茸毛织成轻薄精美的制品。
　　棉花与棉布古称“吉贝”与“白叠”、“吉贝布”，我国海南岛崖州、新疆吐鲁番、云南哀牢山等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种植棉花，生产棉布，并印染出色彩斑斓的花布。北宋时，棉花种植及棉纺织技术推广到福建与两广地区。南宋初年，江南仍然重视种桑养蚕。直到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才有了较大发展，工艺技术达到较高水平。纺织机械更加完善并有所创新，手摇缫车与脚踏缫车已经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广西的横州用浓醋浸野蚕而抽其丝，静江也就是现今的桂林用碱性草木灰煮苎麻纱再用滑石粉上浆处理的方法，成为这一时期纺织技术值得称道的杰出创造。
　　制漆业是发展较早的重要行业之一，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的温州、四明、杭州、苏州、江宁、襄州等地，以温州漆器最负盛名。
　　雕版印书业形成杭州、开封、建阳、眉山四个中心。官营的国子监雕版为监本，民营印书业主要为科举考试服务。宋代刻本达到数万部之多，历时十二年雕印完成的《大藏经》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印板达十三万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印刷技术的重大突破，成为印刷技术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十三世纪时，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新疆及波斯，十六世纪经朝鲜传到日本。后来，随蒙古军队西征传到欧洲。
　　农业是民生之本，土地同样是宋朝人的衣食父母。
　　纷争的战乱与自然灾害，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闲置。宋代历朝奖励开垦荒田，耕地数量不断增加，由宋初976年的近三百万顷，发展到1083年的四百六十多万顷，最多到1021年的五百二十多万顷，最低时是1051年的二百二十多万顷。实际数字要比这些统计数字高出许多。
　　培育壮秧是水稻生产的根本，根苗好必须“种之以时，择地得宜，和粪得理。”朱熹在《劝农文》中说：“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旱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宋代水稻种植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江浙一带早晚稻两熟已经十分普遍，广东还能一年三熟，钦州地区“无月不种，无月不收”。
　　太宗下诏要求南北粮食品种大交流，劝江南之民多种粟、麦、黍、豆，由江北供应种子；令江北诸州广种粳稻，免除地租。真宗又在江、淮、两浙推广旱稻，从福建取来占城也就是现今的越南中南部之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数次大规模的粮食品种交流，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得到普及与提高。1020年，诏令馆阁校勘镂板颁行《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地方官员有人兼管劝农工作，还一度实行过民众推选的地方农师。私人编篡农书成一时之盛，《陈旉农书》、《耕织图诗》、《蚕书》、《荔枝谱》、《橘录》、《笋谱》、《菌谱》、《糖霜谱》《桐谱》以及茶书与花卉谱录等五花八门。在农业发展与农业技术知识普及的带动下，园艺、畜牧兽医与水产养殖技术也方兴未艾。
　　国家牧龙坊饲养成群的国有马匹，公私马匹主要作为战马使用。太宗平定太原之后，得马四万两千多匹，国马增多，分到诸州牧养。牧龙坊改为牧龙监后，京城以外的牧监有十四处，牧养效果差强人意。神宗时期实行民间养马法，后来多实行给地养马法，渡江之后，不再有国马，高宗、孝宗重设牧监，成效甚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南宋陈耆卿曾有精辟见解：“水在地中，犹人之有血脉。”“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庆历新政虽遭夭折，但兴修水利成为官府的常措。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措施之一，通过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效益明显。范仲淹在知苏州时，疏浚姑苏之水，苏、常、湖、秀膏野千里。
　　太湖旱涝成灾，水利专家郏亶父子和单锷提出全面治理规划，以治田为治水目的，以蓄水灌溉为主，建立了支分密布的渠网，旱涝保收，两获其利。建议虽好，实施却难。郏亶的《吴门水利书》、郏桥的《水利书》与单锷的《吴中水利书》成为宋、元、明代议论太湖水利者的经典。
　　孝宗在位时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的时期，注重吏治的孝宗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经济与文化空前兴盛。对无额上供钱，孝宗说，既然没有名额，就是白取于民，必须取消。宋代例将灾荒年的赋税推移到丰收年补缴，孝宗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被收。福建路兴化军曾经每年以“犹剩米”之名额外征收两万四千多石供应福州，孝宗先是减其一半，后来又将其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徽州每年额外增收“科杂钱”一万两千多缗，一直沿征了二百六十多年，孝宗也尽数免除。
　　孝宗更加重视兴修水利，预防水旱灾害，其在位期间成为南宋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时期。
　　建筑是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
　　木构建筑技术日臻完善，建筑规模明显逊色于唐代，但建筑艺术的精巧、秀丽与变化都有明显的进步。
　　木制结构桥梁技术发展迅速，青州的一名牢城废卒首创并建设了单跨木拱桥的虹桥，不用支柱而是用巨木连接成拱状，宛如长虹，结构简洁，桥体坚固。后来在汴河上仿制建造。泉州的洛阳桥采用“筏形基础”的新型桥基，也是一个创新，晋江的安平桥全长八百一十一丈，桥墩三百六十一座，是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长桥梁。
　　机械永远是全面发展的需求与促进。
　　集中体现处于巅峰时期的宋代传统机械工程水平的最杰出成就是水运仪象台的创制。水运仪象台是集天文测量仪器与报时装置于一体的大型天文钟，依靠水力通过一组齿轮系统驱动并运行。哲宗年间，苏颂、韩公廉负责设计制造完成，苏颂著有《新仪象法要》予以详细记述。水运仪象台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擒纵装置，计时装置可以自动报时，在机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指南车与记里鼓车的创制，是宋代机械制造的另一个杰出成就，其机械化与自动化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遥遥领先。文献记载黄帝时就制造出指南车，汉代时制作成功，但久已失传。仁宗时期工部侍郎燕肃、徽宗时期内侍吴德仁分别制造出指南车。别名“大章车”的记里鼓车，是用木人击鼓击镯自动报知所行里程的特种车辆。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在战国时期就有关于“司南”的记载，这是指南针的始祖。宋代发明了指南针，在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记载的指南鱼，就是利用地磁场的作用使铁片人工磁化，达到指南目的。人工磁化在指南针发明史与磁学发展史上影响巨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通过人工传磁使钢针磁化的方法，使其更具使用价值。指南针的发明与使用，对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乃至人类的发展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大海的无限向往促进了造船业与航海业的发展。
　　造船业因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迅速发展，北宋设有造船务，督造漕运船及座船、战船、马船等，可以制造许多性能优良的新船型与改进船型，如多桨船、铁壁铧觜海鹘战船、飞虎战船、无底船等，著名的防沙平底船和尖底福船分别用于内河航运与远洋航行。泉州、虔州、潭州等地有二十六处船场，每年造船三千多艘。福建路的泉州后来居上，其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舱数多，容载量为一百二十吨，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适于航海。南宋时，海船的体积更大，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数丈，可存一年用粮，酿酒养猪。往来阿拉伯的海船可容纳上千人，船上有街市及纺织业。
　　船舶设计制造技术有所创新，熙宁年间，黄怀信凿渠引船将御苑金明池作为大船坞以修理龙舟。绍兴年间，处州知州张觷创造了航模放样的造船技术。
　　文化的繁荣呼唤造纸的兴盛。
　　宋朝是造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产量之大、创新之多是空前的。竹纸的兴起及其制造技术的成熟，是宋代造纸业发展的重大成就，溪竹纸誉满天下。
　　四川锦江用水碓舂捣纸料，是对造纸技术的重要革新。向纸浆中添加植物粘液作为悬浮剂，是体现造纸技术进步的新工艺，并在世界造纸史上属于首创。巨幅匹纸的出现，是聪明才智与创造精神的结晶。宋徽宗赵佶草书的《千字文》长达三丈多，没有接缝，朱地纸面描以泥金云龙图案，可谓巧夺天工。金粟山藏经纸最为著名，温州蠲纸十分有名，谢景初的“谢公十色笺”与“薛涛笺”齐名。
　　纸制品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制作纸币与霹雳炮的用纸拓展了纸的应用途径。纸壳爆炸性火器霹雳炮，是纸的新应用，并用于对金战争中。
　　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变，是货币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纸币的国家。汉武帝时期的“飞币”与唐代的“飞钱”，都属于替代金属钱币的尝试。真宗年间，四川商民自行印发的“交子”是最早的纸币。此后，官府设置“交子务”，并禁止私造。后来又发行“钱引”、“关子”、“会子”等，均为纸币。
　　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纸谱》，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纸的专著。此后对纸的有关记述一直没有间断。
　　落后就要挨打，兵器必须先行。
　　随着火药被应用于军事，我国进入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新时代。北宋前期，主要用火药制作火攻器械，生产火箭、火炮、火球、火蒺藜。曾公亮与翰林学士丁度合著的《武经总要》，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综合性兵书，其中详细记载了三种火器配方。
　　北宋后期，火药又被制作为威力巨大的霹雳炮。抗金名将李纲在据守开封时就曾利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进攻。金人发明了更具威力的铁壳火球震天雷和飞火枪。南宋绍兴年间，陈规发明了管形火器，从根本上提高了火器发射能力与准确程度，成为近代枪炮的始祖。
　　辽宋夏金时期的弓弩和抛石机，是普通兵器发展的硕果。
　　商业发展得益于商品丰富、人口增加与需求增长。
　　宋代的城市及乡村商业空前繁荣。东京开封是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街区彼此相连。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有着翔实的记载，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着形象的描绘。南宋行都临安府取代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商业盛况可以在吴自牧的《梦粱录》与周密的《武林旧事》中窥见一斑。
　　除此之外，长江的太湖流域与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的城镇商业最为发达，商税数额遥遥领先。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轻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欧洲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无论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还是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中国古代的发明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6年，美国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庆祝独立一百周年，有三十七个国家参展。英国展出的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了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了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清政府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二十七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机遇上的历史。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我们不得不反复地追求与思索。
　　如此天生丽质的宋朝，岂能不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