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模式也有很大的弊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它面临巨大的挑战。
弊端一，“关系网”的功能过于强大，会影响正式组织的功能。关系网是不正规的，无形的，但却是跨越集团的。它的功能有时候影响正式集团的功能。试想，如果人人都想通过注入了感情的关系上北大，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不就失灵了吗？如果每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都想托关系不缴罚款，交通规则和警察机构不是不起作用了吗？
《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是相互信赖、相互依赖的，这个关系网络侵入到“公”的领域，使公的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高俅被提拔任用，是直接接触、感情关系网络的典型例子。高俅是破落户子弟，曾帮生铁员外儿子使钱，被员外告了一状，被府伊打了40大板，发配。投淮洲柳大郎。柳与东京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写了封信，投奔董。董撇不开面子，推荐给熟人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将其推荐给驸马王晋卿（太尉）王晋卿是哲宗的妹夫。在王的生日宴会上，见了端王。第二天王让高俅送镇纸和玉狮子，一个偶然的机会，高俅踢球，端王让高作了自己亲随。端王后来做了皇帝（即徽宗），提拔高为太尉。发迹线路是：高俅——柳大郎——董将士——小苏学士——王晋卿——端王——升为太尉。“关系”是高俅升迁的原因，“踢球”成为被提升的契机。
上头的人用关系培植势力，下面的人也用关系保护自己和朋友。
林冲被官府通缉，好友柴进带林冲去打猎，有军官把守，认得柴进，没有检查就放行了，使林冲得以逃脱。
插翅虎雷横，是政府巡捕，步兵都头，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小队长，奉命捉贼，拿住赤发鬼刘唐。刘唐是投奔晁盖的，晁盖就把刘唐认作外甥，塞给了雷横十两银子，雷横就放了刘唐。晁盖用“关系”保护了刘唐。
晁盖因组织劫持生辰纲而被官府通缉，宋江与晁盖是心腹兄弟，便提前通知晁盖，放走了他。宋江是县“押司”（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文秘”），放走晁盖，也是失职。
宋江杀了情人阎婆惜，被阎婆告到县衙，知县和宋江是“哥们”，故意拖延捉拿时间，让宋江逃跑。朱仝奉命逮捕宋江，第一次去，宋江的父亲托关系出了一张假证明，说是三年前就与儿子脱离了关系。原告不愿意，知县不得不第二次派朱仝捉拿。朱仝与宋江关系特别“铁”，知道宋江家有个地窖，就直奔地窖，宋果然就躲在那里。两个人在地窖有一段对话。朱仝说，我奉命来作拿你，实在没有办法，要瞒生人眼目。此处不可久留，快走吧。宋江说：“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朱仝道：“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长只顾安排去路。”
这叫“朱仝义释宋公明”。（第23回）这个朱仝是个“搞关系”的专家，很讲义气，但作为警察是不合格的（笑）。
当然，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看，那时候官府腐败，行为不义，梁山好汉与官府斗争是应该肯定的，但若从“官府”这个“公”的组织角度看，这些人不是在“为朋友而犯罪”吗？
“政府”这个“公”的组织难道不是由于“关系网”而几乎丧失了功能吗？官府的两次生辰纲都是因为走漏风声而失败。
这种特点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时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正之风。所谓“三个公章，不抵一个老乡，”说的就是“关系网”影响了正式政府组织的功能。现在人们批评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说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是对没有关系的人而言，对于关系的人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最近北大的改革，一个目的是要破除“近亲繁殖”。“近亲繁殖”是个生物学词汇，用我们的术语表述就就是“注入了感情的关系”影响学校正常功能的发挥。
原来是师生关系，有人情，面子，有很多事情就很难办。发展学术需要讨论，需要学术争论，需要有不同的观点争鸣，但现在中国学术界没有真正严肃的学术批评，也没有学派。学派与学派相互批评，但现在只有吹捧，或者谩骂。一本书出来，让自己的学生写一个书评，学生能写什么？能说这个书不好？这个就是中国要改革的，就是在学术领域里面也要防止这种注入了感情的关系的滥用。
现在中国正在推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什么？传统的企业制度效率低下。中国人参与企业组织，不是以个人的身份独立参与的，一般有一个以近亲者、熟人、朋友等组成的人际关系圈子，在参与企业组织时一般也将这个圈子带到组织中去，或者在企业组织中缔结这样关系圈子。关系网络对于个人加入企业组织、以及在企业组织内提升、成功等至关重要。领导有一个关系网圈子，提拔属于自己圈子的人。企业招收员工，招收的人都是有关系的人，假如说我是领导，我把我关系圈里的人都招进来，那么也等于说，我把我的关系网络扩大了。一个新人利用关系到企业，意味着他把一个关系圈带到这个企业里，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话，那样会影响企业功能的发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际关系复杂”。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将其成员一体化，较难形成“企业一家”的思想，从而影响企业的整合。个人的关系网络影响企业职能的发挥，会出现根植于人格关系滥用的裙带关系、任人为亲、公私不分等。甚至使企业的运行失灵。对上司（其次是对同事）的信赖关系是中国企业组织统合的最大力量。企业的责任人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尽可能多地创造与从业人员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情况，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效率很高，中国的许多乡镇企业，以及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的家族企业，是夫妻店，兄弟厂，老子是老板，老婆管账，女婿搞营销，开始都相当有活力，但规模一大就不灵了。开始兄弟办厂子，不分你我，没有合同，厂子一大，关系复杂了，各种矛盾就出来了，最后争得头破血流。这也是很多台湾、东南亚等地华人的家族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家族企业，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它们也面临转型的问题。所谓转型，根据我们的观点来看就是人际关系的转型。就是如何限制人际关系的滥用。目前中国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限制人格关系的滥用。
弊端二，“关系主义”使规则的重要性下降。需要投入感情的关系毕竟有限，我们与更多的人都是一种间接的关系。间接的关系如何缔结？不是靠直接接触和感情缔结，而是靠各种规则，包括、法律、合同、规定、契约等。譬如，我跟出租汽车司机的关系，从我坐上出租车那一刻起，就确立了“乘客与出租车司机”的关系，这个关系一不是靠感情，二不是靠直接接触，而是靠规则。我坐上车，北京市的“出租车管理规定”、“消费法”等规定就开始起作用了。这里的规则或者法规是一种“间接之物”，一种“普遍之物”，我们通过它与他人发生联系。但在关系主义社会，有崇拜“直接接触”和“感情关系”，不信任“间接关系”和“普遍之物”的倾向。
在关系社会内，圈内实行的规则与外部的规则不同。托关系、开后门，是绕过一些普遍性规则，将圈子以外的资源拿来圈子之内分配。举个我个人经历过的一个例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物质供应没有现在丰富，买东西要排队，尤其是买海鱼，带鱼呀，平鱼，价格便宜，就是要排队。有一次排队买平鱼，我前面有一认识的人。我与他打个招呼，站在后面排队了。他买了鱼走到我跟前说，你别排了，我给你买了一份，我当然感到很高兴。但是他多买的那份是最后一份，我前面的那个人没有买到，他买的实际上是我前面那个人应该买的那一份。这里，就是破坏了“排队”这个规则，把本来属于圈子以外的资源，拿到我们这个圈里了。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当然很感激，并想着还报他的人情。我会在另外的时候，另外的情况下还报他。比如说，第二天我们又去排队买鱼，他在我后面，我会不会主动给他买一份呢？会的，因为我欠着他的人情。
再举个例子。北大阅览室占座位现象是很壮观的（笑）。到阅览室，看到座位上放着书包，或一本书，表示已经有人了，实际上，有的位置整个晚上也没有人。我很长时间没到北大的阅览室去了。现在还有占座位的现象吗？（回答：“有。”）如果有，我要批评这种现象。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破坏普遍性规则、将社会上的紧缺资源拿到圈内去分配。可能有人会说，你言重了吧，这怎么是破坏规则呢？是在破坏规则。我们知道座位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为了分配这些资源，得制定一些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先到先得”，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个规则是大家默认的。放个书包，放本书，不能证明本人已经到了。如果放本书可以，那么，放个纸片可不可以呢？或者，我在门口贴张纸条：“本阅览室座位已满”，把全部座位霸占下来可不可以呢（笑）？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不能证明本人已到。“先到先得”的规则是指本人必须到达，不是指本人的书包或某件物品的到达，也不是指本人的圈子内的人（熟人、朋友）的到达。今天你给我占了，明天我为你占，不占是不讲交情啊。在这里，以扭曲规则为代价，建立并维系了个人的友谊网络。
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多了，那么，规则对人的重要性就降低了。人们对规则缺乏敬畏之心。譬如排队加塞儿。一个经常带中国人出游的导游讲述了一个关于“插队”的故事：一群做房地产生意的中国人去欧洲旅游，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参观的时候，正好赶上那里公众假期，人特别多，要排队坐电梯才能上去（其实排队是很快的）。于是他们问导游：“能不能插队？”导游说：“全世界的人都在排队。”他们就说：“一个烂铁塔有什么好看的？不看了。”（笑）北京现在交通秩序混乱，一个重要因是开车人不守规矩。乱加塞儿，结果都堵在那儿。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得情况：牌子上写着“禁止吸烟”，实际上照吸不误。草地上写着“禁止穿行”，仍有人穿行。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人比法大是很自然的。现在“打官司”，许多时候不是看法律上谁更有理，而是看谁的关系硬，谁的门子多，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在这里，“法”并没有成为“抽象的普遍物”，所以也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
强调关系，就会轻视契约、合同之类的东西。契约是因为互不信任才产生的，我不相信你，所以必须“立字为证”。强调讲信赖，契约就没有必要，这就是所谓的“大信不约”。这也反映在今日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中国的企业对契约合同意识比较淡薄。在中国企业组织内，建立在人与人相互依赖基础上的“人格关系”是企业组织统合的重要方式，而主要不是靠契约将大家连接在一起。中国企业组织内也有条文化了的、详细的契约、合同之类，但一般来说不太受重视，条文化了的规定有被任意解释、任意运用和任意更改的倾向。我们常说，人是活的，规则时死的，人不能让尿憋死。说明个人一般对契约、合同、法律等“普遍之物”有更大的不信任感。
目前我们正在建立法制社会，而法制社会与关系社会是不同的。我们传统的人际关系，犹如我们步行在自己家的门口，因环境熟悉，人与人相互熟悉，不需要明确的路标，也不需要明确的规则，全靠感觉和经验就可以。而现代集团的运作更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是在不熟悉的地方、与更多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所以需要一套醒目的符号和简洁明确的规则。这是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弊端三，“关系”主义产生腐败。以相互还报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培养了人们强烈的责任心和信任感，个人对于得到的每一份人情都牢记在心，并在一定的时候还报。中国人的“知恩图报”、“礼尚往来”、重信用、讲责任的文化心理特点就发源于此。但同时，这一特点也使中国人身上背负着沉重的人情负担。特别是在农村，人情像胶水一样将人们紧紧粘缚在一起，几乎动弹不得。当你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时候，偶尔做出“破坏规则，将圈子外面的资源拿到圈子内来分配”的事情，可能关系还不大，但如果你是一个高官，手里掌握着很大的权利和更多的资源，就出现问题啦。你的地位一变，你周围的人会对你报有更大的期待：你家里的人，亲戚朋友，同学，七大姑八大姨，都会要你帮忙。“别忘了老同学呀”，“苟富贵，勿相忘”嘛。有什么事情他会找你帮忙，如果不帮忙，他会愤怒：一当官了，脸就变了，就忘了老同学了？你看，地位高了以后，面临更大的人情压力。
上面讲到的村落中的随礼网，考虑一下，如果结婚者的“地位”这个变量，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譬如，结婚者若是县委书记或地税局的局长、公安局局长等，会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知道，县委书或者地税局局长，有较大的权力，掌控着较多资源，那么这个网络可能会出现这种变化：第一，这个网络可能会变得很大。遵循第一个规则，送礼的人会很多，因为有更多人试图与他建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县委书记的老娘死了，或儿子结婚，全县的干部都送礼。第二，送的礼可能会很重，可能不再是现金50元，而是一个信封，内装多少钱，不知道，可能是3万、5万，也可能10万8万。为什么这种重呢？因为送礼者对受礼者有更大的期待。第三，网络的性质可能超出私人性质，送礼未必是自己掏腰包，因为送礼者所企求的还报，未必都是为了本人，有时为了自己的单位，自己的圈子。第四，受礼者还礼的方式会发生变化。根据关系网运行的原则，这些礼都是遵循大体等价的原则偿还的。但一个地位高、权力大、掌控着更多资源的人来说，还报他人的方式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按照正常的方式还礼：即在他人的儿子结婚或老娘死的时候，自己掏腰包送去大体等价的礼，但他也可以通过手中的掌握的权力或者社会资源来还礼：提拔当官，或者在发包工程时候照顾一下，少收点税等。这后一种选择就是权钱交易，就是腐败。将私人性质的关系网络扩大到公的领域，就成了腐败。你送女友一束鲜花，女友回你一个吻，这叫“深情”，你送给女友若是某条高速公路的承包权，或一份优惠价格的地皮，那就成了腐败。李嘉廷、成克杰与“情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现在任们抱怨中国干部的吃喝风盛行。中国每年花在干部吃喝上的款据说1000多亿。有的靠近政府机关的地方，开餐馆，开一个火一个，都是用公款吃喝。有的地方吃光了财政，连工资都发不下来，还有个地方的镇政府，吃喝两政府大楼都拍卖了。没钱照样吃喝，赊帐。赊账多了，餐馆就倒闭了。政府也想了种种办法，例如，招待干部吃饭，只能“四菜一汤”，但人们就在这“四菜一汤”上做文章。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因为请客吃饭与送礼一样，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上边来了大头，不能送礼，吃顿饭总是可以的吧。饭桌是一个让人放松、拉近关系的有效地方，通过请客吃饭可以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官员们也感到陷在一个无形的环境里不能自拔。我有一个同学，在一个县当人大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是“革命小酒天天醉”（笑）。他请我喝酒，他对我叫苦：“陪酒陪饭，你当是愿意啊，烦着呢。你瞧，我还不到50岁，就成了“三高干部”。我问是哪三高？是高级别，高待遇？他说：“不，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笑）。吃成脂肪肝，喝成了啤酒肚。没有办法呀。不陪好酒，不吃好饭，不玩好了，就担心领导不满意，工作做了一大堆，白做了。”
喝酒的时候，我发现使用的酒杯很大，过去的酒盅指头肚大小，现在成了拳头大的小碗。他幽默对我说：现在是“党风好转了，酒盅变碗了”（笑）。
建立直接接触关系的重要，其实就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大家都这样，你也要学会，不然就会被这个“潜规则”所抛弃。把话说得白一点，就是你得“学会腐败”，很多官员在这种“潜规则”当中已经不觉得是在腐败了，最后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大贪官慕绥新在犯案后有一个自供：在他任职的四年中，有100多人以各种名义给他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他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所谓“人情往来”，在这里成了重要的投资渠道。向他送“礼”的大多数都是有求于他的人，即在进行权钱交易，用钱买他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办事。如捞钱的机会呀，提升的机会呀等。或者，用钱消除政治上的风险。你看，这里的“人情往来”仍遵循着村落社会中随礼网的原则：牢记人情，还报，大体等价还报、送礼的多少与希求还报的多少成正比。送礼是一种储蓄，或者说是一种利息很高的投资），是一种“互助”（权钱交易），是一种“保险”（通过送礼来消除政治危险）。
前不久，河北省大秘书李真被判了死刑。李真是一个关系通天的人，我研究了李真的发迹，发现他的升迁与水浒传中的高俅有些类似（笑）。李真的父亲是一个老干部，父亲的一个老上司是一个重要人物，在解放张家口的战斗中立下过功劳，后来成为一个高级干部，他依仗父亲的关系，他很快得到这位要人的喜欢和信任，后来干脆认了老人为“义父”，建立了一种拟亲属关系。李真请义父给自己调换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他就介绍李真到北京一位已经退居二线的高级将领家当生活秘书。这段经历，使他结识了许多在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和秘书。这些直接接触关系，为他以后在北京和河北政界发展打下了伏笔，后来他当了省委书记的秘书。“秘书”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有很大的实际权力，这就是所谓的“秘书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崇拜直接接触关系的社会特有的现象。在中国，只要你与重要领导人有直接接触的经历，如跟领导搓过麻将，打过牌，或者接待过领导，这就是你升迁的资本。秘书在领导身边工作，与领导有一种直接接触关系，虽然看起来这些秘书手中没有什么权力，但他们“狐假虎威”，能凭借领导的威望和影响为所欲为。李真经常在公众场合极力炫耀他与中央领导的“特殊关系”。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排他与多位中央领导的合影，因为他知道这种关系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李真炫耀他的“特殊关系”资本，“后台”、“关系网”
可以使以权谋私者变得有恃无恐。他开车可以闯红灯，警察拦他，他吐了警察一脸唾沫。临死前提出了反腐败建议，要“宽严并举”，法律可宽可严，仍把法律当儿戏!
他炫耀关系，是因为下面许多人崇拜这种关系。仅仅听说他与中央什么人有关系，可以使大家仰目而视，使得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争相巴结。他过生日的时候，多位市委书记、厅局长亲自或派人前来送礼。是冲着“秘书”这一职务来的吗？不是，是冲着秘书背后的“关系”来的。什么党纪国法，都是次要的了。在这里，“关系”不是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了吗？可以说这里人们信奉是一种“关系教”。
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说这些腐败官员不可避免。同样的文化风土，也有好的干部。上述官员的犯罪主要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我这里指出来的是产生这种腐败的文化土壤。腐败是有土壤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人情社会”，重视“礼尚往来”，甚至礼高于法、以情害法。在当今社会，“人情往来”关系网仍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在腐败的生态学中，腐败分子是树根中的腐烂的毒瘤，而“人情往来”的关系网则是腐败的土壤。当你想送送礼得到照顾的时候，当你想排队加塞儿的时候，当你要求你的同学为你占个座位的时候，当你开车看到路口没有人就闯红灯时，说你是在搞腐败，可能言之过重，但是你确实是在制造腐败的土壤。我不知道大家在讨论腐败的时候，有没有将之看作一个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说我们的人民也是腐败的。舆论上，我们声讨腐败，而现实中，我们为了一己私利，在期望着腐败能“眷顾”到自己头上，我们亲手操作着腐败，纵容和助长着腐败。越来越多的腐败，在心理上、意识上给大家已经造成了“没有关系就一事无成”，“不腐败办不成事”的“潜规则”，这又必将诱导更多的良性的土壤腐化，诱导更多的腐败事件发生。大作家罗曼·罗兰说：“习惯是锈，它足以使灵魂的钢铁腐蚀殆尽。”反腐败，就从清洁我们周围的环境做起吧。
今天就讲这么多，有什么问题大家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