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但是，胜任的译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说，他也跳了一级，做了教授，成为学者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于是只配做学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虚，托庇变了译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个译注者的胚子，却踞着高座，昂然说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啃咸菜者言］
　　人人都想多捞点好处，都去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一份事，结果所有的事都做不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人都给自己降一级试试呢？
　　海归们到底能给中国带来多少有用的东西，那就更是一笔糊涂帐。




十一、捣鬼心传



　　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看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资料，替代了生物学的常识的位置了。最近在广告上所见的，有像所谓两头蛇似的两头四手的胎儿，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领是有限的，他无论怎么怪，怎么畸，总有一个限制：孪儿可以连背，连腹，连臀，连胁，或竟骈头，却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骈拇，枝指，缺肢，多乳，却不会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好像“买两送一”的买卖。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捣鬼。

［啃咸菜者言］
　　没有科学的观念，最后当然就只能喜欢一点奇闻了。




　　清朝人的笔记里，常说罗两峰的《鬼趣图》，真写得鬼气拂拂；后来那图由文明书局印出来了，却不过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的模样，并不见得怎样的出奇，还不如只看笔记有趣。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过较之写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聪明得远。

［啃咸菜者言］
　　不确定的恐怖才是真正的大恐怖。




    明白了这两例，便知道治国平天下之法，在告诉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来。因为一说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对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测。不测的威棱使人萎伤，不测的妙法使人希望——饥荒时生病，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却还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谓妙法，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而已。

［啃咸菜者言］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一种不确定的恐怖中生活。统治者给大家玩的就是所谓“法势术”。外儒内法，撕开中国统治者“仁义”的画皮，里面露出来的就是“恐怖”。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啃咸菜者言］
　　这话说的倒是真的，你只要看到一个人喜欢捣鬼，就不必害怕他了。




十二、声明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从开明书店转到Ｍ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
　　我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的，是另一人。两礼拜前，蒙Ｍ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我的讲义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别一“鲁迅”。但Ｍ女士又给我看题在曼殊师坟旁的四句诗：
“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Ｈ君，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啃咸菜者言］
　　冒充名人，骗几个女学生，这也算是久已有之的事了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啃咸菜者言］
　　忽而前驱，忽而落伍，只要能方便地利用一下，那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鲁迅在，也真的够烦心的了。




十三、给文学社信


　　《文学》第二号，伍实先生写的《休士在中国》中，开首有这样的一段——
　　“……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是的，见萧的不只我一个，但我见了一回萧，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最近的就是这回因此就并我和梅兰芳为一谈的名文。然而那时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啃咸菜者言］
　　休士是个黑人作家，来中国以后鲁迅没有参与接待，就有人说鲁迅是不是歧视黑人啊。也是没有办法，不幸当了名人，你就要忍受大众给予名人的过度关注。




十四、关于翻译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啃咸菜者言］
　　提倡自己创作，当然是好事，但这和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应该没有什么矛盾吧。
　　中国人的素质这么差，你不翻译一点，全靠这些本国的人写小说，能有什么好？




十五、关于妇女解放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啃咸菜者言］
　　中国传统上是男权社会，把女人看成是男人生活中的一种工具。中国妇女的地位现在有了很大的提高了，但离男女平等还早得很。妇女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受害者。毛泽东的时代让城镇中的一部分女人出来工作，拿一样的钱，表面上是平等了，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在毛泽东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所以女人和男人一样都被看成了社会进步的一种工具，所以这不能叫真正的解放；二是能和男人同工同酬的享受平等待遇的只是一部分城镇中的女性居民，在广大农村，妇女的地位与她们几千年来的地位相比并没有什么改观。
　　今天遍布全国的“小姐”们，就是女性可悲地位的一个活的见证。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啃咸菜者言］
　　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妇女解放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男性的怜悯上，让人可怜，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广大女性的根本解放还是要靠女人自己的斗争，特别是经济权上的斗争。




十六、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啃咸菜者言］
　　说到要爱我们的国货，我想这当然是对的，我们都要爱国，但是在我们中国能用得起洋货的是哪些人呢？社会底层的人能不能用上洋货呢？所以我想支持国货只能从我们的上流社会做起，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上流社会对爱我们的国货之类的小事是不会在意的，他们在意的只是自己的风度。中国的上流社会当然只是一小撮下流的小人，但他们对社会时尚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在我们国家里只要存在这样一个阶层，我们的国货就不会得到热爱。
　　“女为悦己者容”，女人爱打扮还是为了男人。女人一方面要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性感一点，同时另一方面又不能违反当时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在性感和道德之间找到最佳平衡，是所有女性时装设计的要点之一。女性如何打扮，最终的指导思想是男性的欣赏趣味。男性对女性服装的要求本身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是希望看到女人更多的性感部位，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通过道德的干预稳定社会结构，避免出现乱交现象。
　　女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是很可怜的，就是亡了国，那也一定是女人的过错。实际上不但是国家大事与女人没关系，就是衣着打扮本身，女人又何尝有自己的选择余地呢？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啃咸菜者言］
　　想制止一个社会的奢侈淫靡，靠制止奢侈淫靡本身是不行的，因为这只是社会崩溃腐化的一个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社会改造。
　　人人都是喜欢奢侈淫靡的生活的，这是人类恶的本性之一。只要还是个男人，他就会喜欢女人的大腿。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能够不腐败？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腐败的资格而已。从道德层面上反腐化是没有意义的，要从社会结构的改造入手才能制止腐化。腐化之所以可恶不是因为那些腐化分子喜欢女人，要说喜欢女人，我们大家都喜欢。我们反对腐化是因为在有腐化存在的情况下女性的性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了大量的女性性资源，而其它的穷人却没有女性性资源可以利用，这样最终就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正人君子为什么喜欢维持风化呢？因为只有按照我们儒家先贤设计好的那一套规则去做，风化好了，我们的正人君子们才能堂而皇之地分配到更多的女人。道学先生并不反对纳妾，也不反对嫖妓，就是这个原因。大骂李银河的人，并不反对包二奶，这也是一个证明。因为如果要按李银河的那一套去做了，更多的普通人也能多搞上几个女人了，那我们的正人君子们可就要蒙受巨大损失了。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啃咸菜者言］
　　女人卖淫当然首先是因为有这个市场，其次是有贫富悬殊的情况存在，女人卖淫大多数都是因为贫穷，这是肯定的。我们不支持卖淫，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女人的肉体，而是因为卖淫是对女性尊严的一种践踏。
　　最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在尊重女性的基础上，给女性更大的性自由，也就是说应该宽容情人关系。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每个男人都主宰着老婆的命运，都死死管住自己的老婆，卖淫又不道德，那我们还到哪里去找女人呢？所以对好色而又倡导平等的男人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女人更大的自由。
　　实际上西方国家早就这样做了，人家的社会并没有因此崩溃。我们原来的那一套性道德已经不行了，要改一改了，因为那一套儒家的性道德是为少数权贵们服务的，是为他们拉皮条的，普通人是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的。



十七、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给人类，总算是犯了天条，贬入地狱。但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却似乎没有犯窃盗罪，没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财产——那时候，树木还是无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也被忘却了，到如今只见中国人供火神菩萨，不见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养起来，希望他少作恶。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

［啃咸菜者言］
　　忘恩负义这也是人类恶的本性之一。对于拯救了千千万万个人的英雄，大家是很容易忘记的，但是对于杀了千千万万个人的恶魔，我们却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燧人氏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火，让我们告别了茹毛饮血时代，可是我们民间的祭祀中根本就想不起他了；火神菩萨只管放火，大家却天天供养着他。可见面对忘恩负义的人类，做个好人还不如做个恶人。
　　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十八、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注重家庭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了。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心胸也越来越狭窄，这样的生活方式最适合产生犬儒主义者，也最适合产生小肚鸡肠的窝里斗的人才。
　　这是长期专制统治的结果，躲到家里，是最安全的，到了外面就容易惹祸。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啃咸菜者言］
　　现实中无能的人，就容易陷于幻想中。就像咸菜，现实中挣不到钱了，也没人请我吃饭了，就天天泡在网上瞎吹了。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我们中国人还在围着家转圈子。看来许多中国人只能被人打死在家里了。




十九、经验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啃咸菜者言］
　　我们的许多经验都是前面死了许多人之后，才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不能忘记啊。比如“请愿对中国的统治者无效”之类的经验，就是死了好多次人之后才让我们知道的，不要轻易地忘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啃咸菜者言］
　　专制统治的一个结果就是人民缺乏组织性，“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是中国人的常态。毛泽东号召学雷锋，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并不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等级制没有变，公民权利也没有得到保障，又不支持个人自由，最后当然还会是一副老样子。
　　西方国家的人们是很乐于助人的，去过的人回来都说人家那里是有许多活雷锋的。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社会结构合理了，社会公正做得好了，大家觉得自己是社会的真正主人了，没有那么多怨气了，大家自然就都乐意去当活雷锋了。没有社会结构的改造，只强调提高觉悟，这样学雷锋是没有效果的。




二十、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啃咸菜者言］
　　人们大约都是这样吧，通过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敌人对某人的态度，来判断某人的品性。
　　不过有时也不太准确。




　　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例如，关于中国的政府罢，英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们所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日本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政府有好几个；汉字新闻的萧，说的是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啃咸菜者言］
　　同样是一个人说的话，记载的人不同，说出的话居然就不一样。说起来奇怪，实际也不奇怪，人人都想听见自己想听的话，这是肯定的事了。
　　所以新闻一定要自由才行，不管是谁，他报道的新闻都会掺杂着他的主观意见，我们还是多听几家的说法为好。至于谁对谁错，大家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的。




二十一、论“第三种人”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啃咸菜者言］
　　“第三种人”写不出作品了，据说是怕左翼作家们将来批判他。这些人的可笑也是到了极点了。
　　实际上你想做“第三种人”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生在一个战斗的时代中，你是离不开战斗的。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文学呢？




二十二、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ＤｉｅＷｏｃｈｅ）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啃咸菜者言］
　　对任何一件事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我们要倡导言论自由的一个原因。苏联到底怎样，今天的中国人是不用别人多解释了，大家看看自己身边就可以了。不过如何评价，那就各有各的调了。
　　不管是什么调，不妨就让他们说吧。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啃咸菜者言］
　　虽然进步得很艰难，但革命带来的进步一定是很大的。革命不会十全十美，我们也不能要求革命十全十美，但我们可以要求允许对革命进行批评。但遗憾的是，苏联的革命是不允许别人进行批评的，这大概也是若干年后苏联突然崩溃的一个原因吧。




二十三、论“赴难”和“逃难”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啃咸菜者言］
　　号召大学生最好是“赴难”，最低限度也不能“逃难”，说得义正辞严的，但这样的话是不能听的，听了以后只会多一批死尸而已。
　　说大话的人一般都是不能成事的。该逃难时还是要逃难吧，性命总比空名重要。
　　在中国号召别人去死的人，总是很多，而一声不吭自己去死的人却总是很少，不知是为什么。




　　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兵们最爱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啃咸菜者言］
　　在军阀手下，学生被杀了，还可以嚷嚷几声，还可以开追悼会，可是到了北伐成功之后，学生被杀了，就只能说成是“自行落水”了。
　　这也不是说军阀就比老蒋好，只是因为军阀的统治和老蒋的统治比起来更脆弱，军阀没有胆子像老蒋那么干。
　　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没有强势的政府就办不成许多事，但这个强势的政府一定要有民主的组织方式才好，没有民主的组织方式，政府越强势，它就会越残酷。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政府都有这个问题，“慈善”的政府，都是没能力的政府；有了一点能力的政府它都残酷。
　　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出现像美国那样的既强势又慈善（当然只是对内，美国佬对外从来不慈善）的政府。那就需要民主了。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啃咸菜者言］
　　平时没有对学生的组织与训练，鬼子来了忽然号召大家去赴难，你真以为日本人的炮口可以用死尸堵住吗？
　　中国最多的就是这种走极端的英雄。




    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啃咸菜者言］
　　藏富于民，可以抵御灾荒，藏兵于民，可以抵御侵略。希特勒为什么不敢进攻瑞士？因为瑞士人人有枪，村村有射击场。可是在中国，老百姓你敢有武器吗？你有了武器你还怕“领导”吗？你有武器了，你让我们“领导”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呢？“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我们的“领导”们从秦始皇开始就这样干了。至于说到外国的侵略，那是另一回事，我们的“领导”害怕自己的百姓，那是比害怕外国的侵略者还要厉害的。因为外国侵略者打进来了，我们的老爷们也只是做亡国奴而已，但如果奴才们反起来了，那我们的老爷们可就全都要人头落地了。
　　我们的宋代、明代国力明明比别人强，最后却被别人给灭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老百姓防范太严、镇压太烈，最后弄得老百姓像一群老绵羊，对侵略者毫无抵抗能力，加上官兵又腐化了，打不了仗了，所以最后实力明明比别人强，也只好被人灭了。
　　这都是我们下流的儒家诸人创造的“人间奇迹”！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

［啃咸菜者言］
　　连牛羊的角也没有了，不跑还能干什么呢？先跑了，留条活命，再去找武器，可能还有一点希望。如果一时激动，就这么去送死了，那我们的国家可就真的没有一点希望了。




二十四、漫与



　　“红色车”是囚车，中国人可坐，然而从中国人看来，却觉得“形势非常壮严”云。记得前两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所载的《两年的教训》里，有一段说——“第二，我们明白谁是友谁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国民族社会党大会中说：‘德国的仇敌，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北平整委会主席黄郛说：‘和共抗日之说，实为谬论；剿共和外方为救时救党上策。’我们却要说‘民族的仇敌，不仅是帝国主义，而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们。’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碍在那里，还有比这过去两年的事实指示得更明白吗？”
　　现在再来一个切实的注脚：分明的铁证还有上海华界的“红色车”！是一天里的大教训！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则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打进来了，可是我们的人民连集会抗议日本人的资格都没有，红色的囚车四处抓人。我们的“领导”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还是怕丢了自己的权力吧。要抗日，要由我们“领导”，就是要卖国，也要由我们“领导”才行，这就是当年我们那些国民党“领导”同志的嘴脸。
　　都是这样的货色在当“领导”，中国人真的可能会被害尽杀绝啊。

二十五、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Ｑ”式的战法了。

［啃咸菜者言］
　　一写到工农群众，就写到他们骂人的毛病，实际上还是因为对工农不了解，只是在想像，误以为，有钱人都很有礼貌，那工农群众就一定是相反的了。
　　这样的“革命作家”也跑来参加革命了，多半只会坏事。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啃咸菜者言］
　　革命当然要杀人，但革命并不是靠杀人来维持的，革命的要义是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杀人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种负产品。
　　对于阶级敌人，什么情况下才能杀呢？我想一是有血债的要杀。血债血还虽然是一种原始的法律思维，废除死刑应该更符合人道主义，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思想意识很落后的国家里，大概也只有原始的思维可以通行了。二是继续为恶的要杀。如果对方不反抗了，我们当然就不能杀了，我们还要让他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生活，但如果他们还要反抗，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那就只好把他们杀掉了。
　　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但中国人总是喜欢乱杀人的，对孤立无援的人，中国人杀起来总是很英勇的，特别是在对方失势的时候。文革时候有些地方大杀地主，就是这种劣根性的一个体现，实际上这种杀人已经与真正的革命毫无关系了，它们不但不是革命的行为，认真研究起来它们还应该算做是反革命的行为才对。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啃咸菜者言］
　　所谓“革命的作家”如果不抛弃反动文人的那一套伎俩，表面上他是起劲的为革命在工作，实际上他已经滑到反动派的一边去了。鲁迅说他们与反动文人是“一丘之貉”，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二十六、沙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啃咸菜者言］
　　一盘散沙是统治者治理出来的，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团结是人的一种本能。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啃咸菜者言］
　　贪官污吏的一点小伎俩，就是在今天也还是一样的。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些君子们，不是象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不会团结了，日本人可是会团结的，他们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了，中国的小民如一群绵羊，只能被人家屠杀了。
　　中国人最大的悲剧决不是有日本人这样的外患，中国人最大的悲剧是有孔夫子教育出来的那一大帮子垃圾“领导”。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啃咸菜者言］
　　平日里怕百姓造反，把百姓的手脚都捆住了，外人打进来了，忽然又责备百姓们为什么不能为国战斗。这就是笑话了。




二十七、世故三昧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啃咸菜者言］
　　所谓世故，实际上就是互相玩心眼儿。中国人一生中最大的精力都是耗在这种事情上的，所以中国人虽然“勤劳勇敢”，却总也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
　　美国人一派天真烂漫，所以他们的精力就可以用在有用的地方，他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成为世界的老大。
　　儒家的虚伪可能是中国人喜欢玩心眼儿的真正原因。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啃咸菜者言］
　　在中国不管你被人说成了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你已经在生活中做人失败了。至于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不重要。
　　一个深于世故的人，他最大的本领就是不会被人仇视与陷害。被人骂做“深于世故”的人，肯定算不上什么世故之人了。




　　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对别人动机的推测永远是极下流的，在这样的国度，你做了好事，别人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会认定你一定另有什么个人的企图。




　　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一方面下流，一方面又是极要面子的。他们可以谈女人，谈得极龌龊，但你是不能揭穿他的，你揭穿了他，让他没有了面子，他会恨你一辈子。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

［啃咸菜者言］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身边，当上了官的，哪一个不是世故的高手呢？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啃咸菜者言］
　　“世故”是可做不可说的。




二十八、谁的矛盾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会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见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实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实行者，就会和牛兰一同关在牢监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

［啃咸菜者言］
　　只要不喜欢你，自然可以找到你的许多问题。只是萧伯纳是不会在意上流的中国人如何看他的。




二十九、谈金圣叹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啃咸菜者言］
　　谈起历史人物，鲁迅常有独到的见解。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

［啃咸菜者言］
　　“王”即是“贼”，专制社会中的官员不过是一种制度化的土匪。
　　古代官员也讲“勤政为民”，但光嘴上讲讲是没用的，就像开个商场一样，有竞争这个商场才会“为人民服务”，没有竞争大家就只好为这个商场服务了。




    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啃咸菜者言］
　　经济越发展，官员的欲望就会越巨大。ＧＤＰ与一个社会是否合理稳定是没有关系的。




三十、题记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啃咸菜者言］
　　鲁迅是经常让人讨厌的。




三十一、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啃咸菜者言］
　　以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说，人类绝大部分的思想都是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的，这些潜意识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敢让它们在我们的大脑中闪现出来。这恐怕是真的。
　　咸菜从来就是一个卑鄙的人。咸菜还在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个家伙老欺负咸菜，咸菜又打不过他，结果有一天晚上就梦见自己用砖头把那个家伙砸死了。第二天，我和自己的朋友谈起这事，我就说我梦见那个家伙自己不小心摔断了腿，真开心。很明显，咸菜说谎了，在咸菜转述自己梦境的过程中，既没有拿砖头砸那小子的情节，也没有那小子死亡的悲惨后果。
　　可见听别人说梦境是根本不可靠的。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啃咸菜者言］
　　梦想一下未来的世界，这是统治阶级可以容忍的，这有点像在驴子的眼前挂上一串胡萝卜，可以叫人更安分地干活。儒家老早就有了关于“大同世界”的梦想，但大家奴隶的地位也并没有变。
　　有两点要注意：一是大同世界之类的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二是要想得到一个略好一点点的社会也是要经历许多酷刑与死亡的。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啃咸菜者言］
　　弗洛伊德把一切压抑都归结于性欲，大概是不对的，人生在世，受到压抑的东西方方面面都有。人要适应社会，所有的欲望自然都会受到压抑。




三十一、为了忘却的记念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啃咸菜者言］
　　不喜欢“国民党”，结果看到“国民”这两个字就有气，这当然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了。“国民”是一个好词啊，为什么要轻易地全盘送给那些下流胚呢？
　　还有其它一些好词，比如“人民”、“革命”、“英雄”之类的，我们也不要丢掉它们。现在有些人因为不喜欢贪官，看到贪官老喜欢讲这样的词汇，结果他们看见“人民”、“革命”、“英雄”之类的词也生起气来了。这是不对的，把这么好的词送给下流胚用了，是一大失策。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啃咸菜者言］
　　当年的革命者可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英雄啊。不佩服不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啃咸菜者言］
　　礼教让中国人变得极虚伪，所以与人打交道对许多人来说就成了一件苦差事。贾雨村到贾府来，贾政叫宝玉来见面，宝玉就极不舒服。鲁迅怕和文学青年见面也可以理解。
　　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要自然得多。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啃咸菜者言］
　　书呆子啊，永远是社会的牺牲品。柔石如果活到解放后会怎样？我想多半会像顾准那个样子。
　　唉，有什么意思？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做个正直的人永远不如做个下流的人！在国民党时代是如此，解放了也还是如此吧。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啃咸菜者言］
　　不相信中国人有那么残酷，这就是天真了。看看一些回忆录，当年国民党打进了苏区，杀起人来，那个酷烈啊，绝对比日本人还厉害。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啃咸菜者言］
　　革命者的禁欲主义是个不好的东西。革命当然很艰苦，要吃许多苦，甚至会死掉，但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苦，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更好的活。只有少数统治者才喜欢别人都禁欲，号召别人奉献，然后自己才能从中得到好处。
　　而且对自己苛刻的人，最后对别人也会很苛刻。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

［啃咸菜者言］
　　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这话好啊，中国哪里有说理的地方呢？在中国一个人想说理了，他就是一个弱者了，强者是不需要说理的，他们只要杀人。
　　鲁迅对付敌手的办法也只有逃跑了，这不丢人。幻想武侠啊、坐化啊，才是丢人的。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啃咸菜者言］
　　凄凉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对革命者的牺牲是那么无动于衷，而对于上流社会中的人们的灭亡却抱有那么多的同情？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啃咸菜者言］
　　永远不要把中国的官场看得太高。
　　杀几个人算什么？中国的官员几千年来早已习惯了在血泊之中豪饮大嚼了。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啃咸菜者言］
　　物伤其类吧。
　　人被杀了，还不准写文章纪念，这就是国民党所标榜的“自由世界”了？因为解放后思想不够自由，有人就误认为国民党时代的思想就是自由的了，实在是糊涂啊。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啃咸菜者言］
　　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就是拿来杀的。
　　你去看看当年死在国民党手上的那些人，都是多么的年轻啊。这是一个屠杀青年，维护老年的国家。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啃咸菜者言］
　　然而，现在我们也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

［啃咸菜者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十二、我们不再受骗了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

［啃咸菜者言］
　　苏联崩溃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天，我说：“苏联得了癌症，现在情况相当于动个大手术，国内出现一些困难也正常，以后会好的。”结果一位年长者对我说：“这不是动手术的问题，这是自杀！”这位年长者现在已经装到骨灰盒里去了。他没有看到今天俄罗斯正在逐步走向繁荣的景象，没能向他证实我的看法，我感到很遗憾。
　　十月革命以后，全世界都不看好苏联，都认为苏联要完蛋，但苏联并没有完蛋，不但没有完蛋，苏联还进步了。
　　苏联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相对于沙皇时代来说，肯定是一种进步，尽管是一种沾满血污的进步。
　　苏联的解体也是一种进步，尽管这件事让许多人感到很难堪，不愿意面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啃咸菜者言］
　　物资匮乏，当然不是好事，当然要想办法解决。但一定要让人相信排着队买东西还不如在老蒋的治下排着队去死，那就是一种下流勾当了。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啃咸菜者言］
　　中国的一些人是永远不喜欢看到进步的，既不喜欢看到自己的进步，也不喜欢看到别人的进步。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啃咸菜者言］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点也要记住才好。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啃咸菜者言］
　　所谓无阶级社会大约也是一种幻想。至于智识阶级的下场，大家都看到了，可惜鲁迅先生没能看到。

三十三、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啃咸菜者言］
　　鲁迅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改良社会，我想这大概是他的小说至今仍富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吧。
　　不能为人生的艺术，最后都是以扫进垃圾堆收场的。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啃咸菜者言］
　　“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我们今天的社会算不算一个病态的社会呢？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过不病态的社会呢？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啃咸菜者言］
　　鲁迅所说的要画眼睛，我们当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就只是去描写一个人的眼睛了。鲁迅的意思是要善于抓住人物的特征。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啃咸菜者言］
　　听别人的批评是听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




三十四、小品文的危机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啃咸菜者言］
　　国破家亡之际，我们的上流人士们却还沉溺于“性灵”之中。如今是“盛世”了，这样的东西当然就更是多了，早就是遮天蔽日了。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鑣。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啃咸菜者言］
　　没有棱角的小品文，可以放在统治者的案头给他们把玩。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屠杀之后的产物。




    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啃咸菜者言］
　　没有斗争性的小品文，只能像低等妓女了。




    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啃咸菜者言］
　　战斗着的小品文当然是要不断地被人修理的，但文学史上能留传后世的作品一定会是这样的东西。




三十五、谚语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啃咸菜者言］
　　谚语实际上也是“有资于治道”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啃咸菜者言］
　　主子的思维方式和奴才的思维方式肯定是一样的。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动了贤人们的心，我记得曾有许多人絮絮叨叨，主张禁止过，后来也确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起来，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此之谓也。

［啃咸菜者言］
　　穿衣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短了不行，长了也不行。
　　我就想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管这个？




    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为想“维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罢，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南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

［啃咸菜者言］
　　秀才比小民多了一个了解世界的途径，但也要这个秀才有见识，他才能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如果是个糊涂秀才，大概读再多的书也没用。再说古时候哪有多少书可读呢？




三十六、谣言世家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军阀做着后盾，那是也会格外的撒泼的，不过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

［啃咸菜者言］
　　各地民风不一，这大概是真的，但从本质上看，中国人都差不多。




　　不过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啃咸菜者言］
　　辛亥革命的时候很搞笑啊，看看鲁迅所写的杭州的战事，和小孩子玩打仗的游戏差不多。
　　辛亥革命妥协的成份大。妥协能少死点人，但又不能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这也是个矛盾。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边，秀气所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一向喜欢听信谣言，这是为什么呢？倒也不是小民们天生卑鄙，实际还是统治者对言论控制太严。官方的言论从来只是骗人的东西，民间又没有正当可靠的消息来源，所以大家想要知道一点事，没办法，就只好听所谓“小道消息”了。“小道消息”常常是真的，但以讹传讹的也不少。记得当年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我们最初听到的就是“小道消息”，说得极可怕，后来想想，大概在传播的过程中有夸张吧。
　　要让老百姓理智起来，就要让他们知道真实的信息。要让老百姓知道真实的信息，就要新闻自由，不能只搞一个消息通道。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啃咸菜者言］
　　甲午海战惨败，哪里是某几个人的问题呢？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烂了，怎么能打得过别人呢？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喜欢把责任往几个大人物身上一推，干净是干净了，但对于社会进步却毫无作用。
　　谣言一盛行，百姓就没有理智了，有人就要为此平白无故地送命了。当然有时也不是平白无故，有时一个人早就为众人所侧目，一遇事变，正好拿来开刀了。
　　中国人是极野蛮愚昧的，这一点只要看看三十年前的文革就知道了。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

［啃咸菜者言］
　　生活在中国的人，从上到下，有哪一个能分清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呢？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家庭教育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在培养孩子们说谎的能力了。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啃咸菜者言］
　　女人打扮还是给男人看的，从女人是如何打扮的，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男人的欣赏趣味所在了。
　　为什么喜欢女人的小脚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难搞清楚，因为这种爱好实在是过于变态了。咸菜对这个问题也想过好久，不得其法，不过我想大概还是和男尊女卑有关。中国的男人本身就是很病态的，在长期的专制之下，中国的男人多半都是没有什么男子气概的，都是信奉“柔弱胜刚强”的，与此相对应，他们也不鼓励体育锻炼，所以他们的体格就常常很细弱，他们的身材常常介于阴阳之间。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男人以这样羸弱的身躯，如何才能让女人臣服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弱化女人的体质，以在体质上取得对女人的相对优势。刚开始可能有一些脚天然生得比较小的女子，她们一般都很“骨感”，“行动处如弱柳扶风”，结果这样的女孩子一下子让我们全社会的男人都喜欢上了。这样就在全社会确立了以小脚为美的风尚，裹小脚的风俗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裹小脚需要折断女子的脚骨，极为疼痛，所以只能在幼小的女孩子身上可以实施，因为这个年纪的女孩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正可以欺负。裹小脚在改变女子形体的同时，也改变了女子的心理状态。裹小脚的过程极端残酷，这是对女孩子的一个极好的磨炼。忍受过裹小脚的女孩，这一生中大概就没有什么样的虐待折磨不能忍受了，这样就可以增加她们在男权欺压下的忍耐力。可能正是因为以上这样的原因，裹小脚成了中国腐朽的封建时代的一大奇观。
　　孔孟当然没有提倡过裹小脚，但裹小脚是孔孟那一套理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说孔孟之道下流，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裹小脚的这一套实施办法，是极可怕的，它可以让任何一种变态的东西成为一种时尚。我有时候想，只是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就是号召大家比赛吃屎，到最后都是能形成一种风尚的。比如我们今天的高考，和让大家比赛吃屎又有多少区别呢？“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明明是一堆屎，但是只要我们功夫深了，这堆屎也是能吃得下去的。全国吃屎吃得最多最快的人，我们就叫他高考状元。真光荣啊，高考状元！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只在没有势力的时候才讲中庸，他一旦有了生杀大权，哪里有什么中庸可言呢？不但要杀，还要“壮志饥餐”、“笑谈渴饮”、“食肉寝皮”！
　　翻一翻各地的党史，当年国民党把共产党人的心肝挖出来炒着吃了的事情比比皆是。文革时候，又有人挖人的心肝炒来吃了，只是这一次不是炒共产党人的心肝了，这一次是炒前国民党人和地主的心肝了。时代不同，口号不同，规模有大小，但其中的丑恶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

［啃咸菜者言］
　　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去改变，还想让这个社会继续维持，那就只能是强调道德了。
　　看看国民党当年我们就知道，反动的家伙，是最喜欢大谈道德的。




三十八、又论“第三种人”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啃咸菜者言］
　　所谓“第三种人”，只是暂时还没有决定参加哪一边的人。一个人无见解、无是非，只是超脱于相斗的两派之上，而且比谁都聪明。哪有这样的事！



三十九、真假堂吉诃德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来了，一大帮子人天天在报纸上舞着大刀，看上去只有他们是最爱国的了，但他们自己又何尝不知道，大刀是砍不翻敌人的坦克的呢？
　　就是国难当头，我们仍然会有一大帮子“社会中坚”在舞台上表演，一来可以得到几声喝彩，二来可以乘机赚两个钱。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要打过来了，资本家就说：“你们还要加什么工资呢？我们现在是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时候啊。”
　　“救国”也成了要老百姓更安分守己地忍受剥削的一个理由了。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一来，我们的国学家们就更高兴了：“要振兴国学啊，以国学救中国啊！”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不要脸的。




四十、祝《涛声》


　　大前年和前年，所谓作家也者，还有什么什么会，标榜着什么什么文学，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办小报，卖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先前的所谓作家还会联成黑幕小说，现在是联也不会联了，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这功绩的褒奖是稿费之外，还有消息奖，“挂羊头卖狗肉”也成了过去的事，现在是在“卖人肉”了。于是不“卖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们，便成为被卖的货色。这也是无足奇的，中国是农业国，而麦子却要向美国定购，独有出卖小孩，只要几百钱一斤，则古文明国中的文艺家，当然只好卖血，尼采说过：“我爱血写的书”呀。

［啃咸菜者言］
　　下流的文人在卖文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也是要卖“人肉”的。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缺点。看现在的景况，凡有敕准或默许其存在的，倒往往会被一部分人们摇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现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过谁也没有记一篇准账。这事实又教坏了我，因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过给他们大卖消息，大造谣言，说我的被杀，其实是为了金钱或女人关系。所以，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啃咸菜者言］
　　社会的进步当然需要有人牺牲，但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避免牺牲。反动派倒是最喜欢先进的人们都牺牲了，你们都死光了，反动派正好可以实行他们那一套了。
　　没有人想死，革命者也不想死。




    中国人虽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国古”，可是十分健忘的，连民族主义文学家，也会认成吉斯汗为老祖宗，则不宜与之谈古也可见。上海的市侩们更不需要这些，他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今天开奖，邻右争风；眼光远大的也不过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阔人和谁要好之类；高尚的就看什么学界琐闻，文坛消息。总之，是已将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啃咸菜者言］
　　看看我们的身边就知道，许多中国人都是极庸俗的，一天到晚鸡零狗碎，他们对于除自己以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动于衷的。




    《涛声》在销路上的不大出头，也正给它逃了暂时的性命，不过，也还是很难说，因为“不测之威”，也是古来就有的。

［啃咸菜者言］
销路小，有时可以让当局不那么注意，言论反而更自由一点。不过这总是一种很无奈的情况吧。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涛声》上，果然发出《休刊辞》来，开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缴还登记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我们准备休息一些时了。 ……”这真是康有为所说似的“不幸而吾言中”，岂不奇而不奇也哉。
                                                                                                十二月三十一夜，补记。

［啃咸菜者言］
　　漏网之鱼还是被抓住了。我们国民政府啊！
　　这样的政府最后逃到台湾那个荒岛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四十一、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啃咸菜者言］
　　趋炎附势本来也是人类的天性，大家总喜欢说别人趋炎附势，但很少有人知道自己也是一样的货色，反正咸菜自己就够趋炎附势的。
　　这种趋炎附势在中国就特别严重，因为中国是个等级社会，等级制本身就是靠下层民众的趋炎附势来体现的。孔夫子生了个儿子，鲁昭公送了一条鲤鱼表示祝贺，结果把孔夫子乐坏了，就给儿子起了名字叫孔鲤，而孔夫子又是我们的至圣先师，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会是多么猥琐了。
　　小民们对官员趋炎附势，官员们本身就更是趋炎附势的模范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家看看自己的身边就可以了。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啃咸菜者言］
　　女人的衣着也是一种矛盾的平衡，一个方面要能勾引男人，另一方面又要显得自己有一定档次。许多老外来中国觉得中国的女人很开放，或者说很下贱，可是他们不知道，中国女人的开放是看对象的，对外国人那是肯定来者不拒的，对高等华人，那也是可以勾搭的，但是对于没有地位没有金钱的小民，那些中国女人可是高傲得很、正经得很啦！
　　当然女人下贱的根源还在于男人的下贱。中国男人面对权贵或洋人时的下贱也一样是惨不忍睹。在一个男人下贱的地方，你是不用指望他们的女人能不下贱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

［啃咸菜者言］
　　这两天看新闻，说是现在一些大城市里，初中的女孩子也开始拍裸体照纪念青春了。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当然这个责任不在于孩子，这是整个社会以淫逸纵欲为荣的一个结果。纵欲本身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人人都想纵欲，但我们国家这个纵欲是权贵们的纵欲，卑鄙如咸菜者，虽然极下流极好色，也是纵不了欲的。
　　以平民的性解放代替目前权贵们的纵欲，是扭转当前下流社会风气的最佳途径。




四十二、上海的儿童


　　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啃咸菜者言］
　　因为大家都是做奴隶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公德心，这就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变得极肮脏。一直到今天，你走进我们全国大大小小的巷子里也还是这个样子。
　　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孩子自然也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啃咸菜者言］
　　中国的儿童教育只能培养两种人，一种是凶恶的小霸王，一种是胆小的小奴才。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个小霸王见了比他更厉害的，他会立刻卑躬屈膝；一个小奴才见了比他更窝囊的，他会立刻变得很凶暴。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啃咸菜者言］
　　孩子的教育问题最终还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培养孩子总想让他能适应社会，能活下去。西方的教育虽好，可是教育出来的人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当然如果你有外国的国籍，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如果你本来就是本国的土老帽，却从小受的是西方教育，那你在这个国度里就只好等死了。
　　全国人民都卑鄙的时候，是不可能容忍其中有一个人高尚的。




四十三、作文秘诀


    还有，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说这还只授儿妇，不教女儿，以免流传到别人家里去，“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目下的刊物上，虽然常见什么“父子作家”“夫妇作家”的名称，仿佛真能从遗嘱或情书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诀一样，其实乃是肉麻当有趣，妄将做官的关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啃咸菜者言］
　　作文哪有什么秘诀呢？无非是多读，多思考而已。




    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

［啃咸菜者言］
　　内容要空洞，空洞才可以谁也不得罪；写法要晦涩，晦涩了才能显示自己的高深。
　　切记切记，作文秘诀！学会了就可以找个政府机关混饭吃了。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啃咸菜者言］
　　好文章都是如此的。

《伪自由书》




一、前记


　　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啃咸菜者言］
　　郁达夫确实是个好人，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装模作样。郁达夫的毛病也有，就是老有点破落子弟的那种消极与懒散，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
　　“创造气”按我的理解大概是那些贵族子弟，或者是那些自认为天生与众不同的子弟们的一种骄矜之气。文学创作上，只靠翻着眼睛看不起人是不行的，只靠年轻英俊当然也不行，这就注定了“创造气”们在文坛上的短命了。




　　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

［啃咸菜者言］
　　什么时候“自由”不是一句反话呢？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

［啃咸菜者言］
　　中国是一个讲面子的地方，鲁迅违反了做人的一般规则，不给别人留面子，别人当然会对他恨之入骨了。
　　其实鲁迅也只是希望指出病痛，引起大家疗救的注意吧，鲁迅又不傻，他何尝就愿意去得罪人呢？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

［啃咸菜者言］
　　不让鲁迅说话，不等于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不让鲁迅说话，这个世界只会更糟糕。
　　当然鲁迅是个乌鸦嘴，老叫人不舒服，这是肯定的。




二、“光明所到”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啃咸菜者言］
　　中国的监狱里没有拷打，很自由，说这种话的人大概是吃大粪长大的。也难怪老蒋会喜欢胡适，胡适也就是一个垃圾而已，虽然并不一定是最臭的垃圾。
　　就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有谁敢说中国的监狱里没有拷打，我也要当面啐他狗日的，更何况是七十多年前。
　　如果不能说真话，你就不要说话，公然说假话，就不好了。




　　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而这位“光明”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黑暗”里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调查”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说“英国话”的幸福了罢。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
　　但是，这是怨不了谁的，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犯了“法”。“好人”就决不至于犯“法”。倘有不信，看这“光明”！

［啃咸菜者言］
　　你胡适到监狱去参观，他们当然要把一切安排好，但是你一走呢？你胡适就弱智到这种程度吗？




三、“多难之月”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啃咸菜者言］
　　国民党也曾是一个激进革命的政党，但它掌权以后很快就腐化败落了。这败落的标志，就是越来越脱离人民，防老百姓像防贼一样。当你看到一些官员外出需要前呼后拥弄上几十辆小车的时候，这个政权离覆亡就不远了。




四、“人话”


　　近来在杂志上偶然看见一篇教青年以生物学上的知识的文章，内有这样的叙述——
　　“鸟粪蜘蛛……形体既似鸟粪，又能伏着不动，自己假做鸟粪的样子。”
　　“动物界中，要残食自己亲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要算前面所说的蜘蛛和现今要说的螳螂了。……”
　　这也未免太说了“人话”。鸟粪蜘蛛只是形体原像鸟粪，性又不大走动罢了，并非它故意装作鸟粪模样，意在欺骗小虫豸。螳螂界中也尚无五伦之说，它在交尾中吃掉雄的，只是肚子饿了，在吃东西，何尝知道这东西就是自己的家主公。但经用“人话”一写，一个就成了阴谋害命的凶犯，一个是谋死亲夫的毒妇了。实则都是冤枉的。

［啃咸菜者言］
　　鲁迅这就是大惊小怪了，这样的文字只能说还是很正常的。你如果看看今天《读者》、《青年文摘》、《意林》什么的，那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动物故事”，那才是真正要把正常人的大牙笑掉。我有时候就想：中国的聪明人都死绝了吗？怎么就找了这样一些蠢货在当编辑？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是一只壁虎被钉在墙缝里了，另一只壁虎就天天给它喂食，喂了十年，多感人啊，多煽情啊，可这个作者就没有想想，一只壁虎能活十年吗？如果所有的壁虎都天天学雷锋，那它们如何养育后代呢？如果壁虎们都照这些蠢货想像出来的样子去生活，壁虎恐怕早就绝了种了。




　　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啃咸菜者言］
　　鲁迅一眼就看出这个故事是“高等华人”说的，厉害，不服不行！




五、“以夷制夷”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遇到了冤屈是不反抗的，他们去找“青天大老爷”。实际上，哪里有什么“青天大老爷”，告状能告成功的几率大概不会比天上掉下块陨石正好打在自己头上的几率更大。我们的不“青天”的大老爷们是最喜欢这样的老百姓的了，因为他们不反抗，只知道告状，所以以后就可以继续欺负他们了。
　　中国人的这个脾气也被带到了国际事务中，被日本人打了，就去找国联主持公道，问题是天下哪里有公道呢？所以我们要被日本人嘲笑也是正常的了。
　　抗战胜利六十多年了，一直到今天，我们在中日关系上也还是老脾气，一提日本人，就是哭哭啼啼，就是拿出当年自己受害的证据，想以此博得世界的同情。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同情？自己不反省自己，不想想自己为什么被别人欺负，不知道自强自立，倒是一天到晚哭哭啼啼，有用吗？有趣吗？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啃咸菜者言］
　　利用中国原有的统治阶层，也就是“高等华人”，来治理“低等华人”，这是外国人的一个老办法了。
　　中国的“高等华人”对外一向是比狗还听话的。在中国，所谓的“政府领导”，一般没有好人，所以我认为1949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不是杀多了，而是杀少了。冤案当然有，只要是暴力革命，没有冤案是不可能的。冤案也是革命的必要代价之一。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文罢——“（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战。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一样，正在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但我要指出来的却并不在此。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员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啃咸菜者言］
　　被人砍杀了二百余，却说成是“斩敌二百”，抗日当然很光荣，但不能因为抗日很光荣就可以吹牛皮吧。
　　我们是大刀队，敌人也是大刀队，仔细一看，原来敌人也不过是原来的“华人”，砍来砍去，砍了半天，也还是我们自己人砍自己人。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民族吗？
　　再说了，大刀有什么用呢？以为凭大刀就可以砍碎敌人的坦克，这只是武侠小说看多了结果。武侠小说之类只能让我们越来越愚蠢，所以我们的武侠小说实际上倒是给日本人帮忙的。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打进来了，老蒋就先让杂牌军顶着，正好可以消灭异己。杂牌军哪里就那么笨呢？他们干脆就“曲线救国”去了。
　　当汉奸有什么不好？宋末和明末，汉奸多了去了。元和清不都是在利用华人打华人吗？反正中国人早就习惯窝里斗了。等新朝建立了，汉奸就很光彩了，“为王前驱”嘛，开国功臣啊！
　　儒家几千年来的统治，就统治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六、“有名无实”的反驳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啃咸菜者言］
　　有这些垃圾领导在指挥，我们能做得成什么事呢？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啃咸菜者言］
　　你以为当兵的都是些傻瓜？大敌当前，你不去抗日，还要叫当兵的去打内战，谁理你呢？




七、《杀错了人》异议


　　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啃咸菜者言］
　　袁世凯杀人没有杀错，蒋介石杀人也没有杀错，有人误认为他们杀错了人，那只是把他们看得太高了。
　　老袁是民国总统，老蒋也是民国总统，有人以为民国嘛，人民的国啊，我也有份的。这个想法就错了，本身就有罪。按我们的领导想来，大概“你是民，我是国”，这才是正理。所以不要一看见国家的名字里有了“民”这个字，就只顾瞎激动了。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啃咸菜者言］
　　“领导们”内部的斗争，与对革命者的斗争，性质是不一样的，这一点，“领导们”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领导们”也决没有必要客气。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啃咸菜者言］
　　年纪大的人们中，反动分子的比例当然就比较高，所以笼统地说要“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大概也是对的。但杀人是大事，不能简单地这么说说，还是要具体分析每一个人的详细情况。




八、保留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云。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慨。可见这虽与“民权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啃咸菜者言］
　　宪法没有草成固然可惜，宪法草成却形同虚设，在中国也很正常。在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宪法算个鸟。
　　要慎提“发扬民族精神”之类的口号，因为在中国，大家以为最有“民族精神”的东西常常只是一些封建糟粕。




　　中国虽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电，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题字之外，总有许多“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美谈，使壮年男儿索然无色。我们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到得老年，才又脱尽暮气，据讣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则十七岁的少年而来投掷炸弹，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啃咸菜者言］
　　“童子爱国”、“佳人从军”，不过是没用的男人们被别人痛打之后，一时无法可想，这才幻想出来的抗敌之策罢了。
　　如果这一幻想又破灭了，我们的男人们大约就要送佳人去慰劳敌军了。




　　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拚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
　　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啃咸菜者言］
　　在中国，一个人如果还有良心，想为社会做点事，常常是要被人们说成是不成熟的。
　　爱国啦，慈善啦，廉政啦，不管别人喊什么口号，表面上当然要激动一下，但内心是绝不要激动的。这样才能叫成熟稳重，这样才可以升官发财。
　　只有一帮真正的不成熟的小孩子才会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手里拿着竹筒或扑满，到处叫着：“先生，捐一点吧！”
　　孩子们辛苦讨来的钱，还不够我们的“领导们”吃一顿饭呢！




九、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啃咸菜者言］
　　咸菜是从来不敢和某一些人辩论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有座老大的靠山，而咸菜背后就是万丈深渊，若和他们辩论，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哪怕他们说：有种来啊，来啊！我也是不来的，“没种”总比送了命要好得多。
　　咸菜是个大大的失败者，聊以自慰的是，在中国，像咸菜这样的失败者还有很多很多。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啃咸菜者言］
　　不要和那些不要脸的人斗气，面对好汉，才有充好汉的意义，而现在对方不过是一些下三滥的东西罢了。作为一个战士，保存自己也是极有价值的事。



十、不求甚解


　　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种文章，却是注释不得的。譬如说，世界第一要人美国总统发表了“和平”宣言，据说是要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是，注释家立刻就说：“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十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再看罗氏的原文：“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这种认真的注释是叫人扫兴的。

［啃咸菜者言］
　　美国当然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他们对内确实是有民主与自由的，他们的社会管理也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他们当然也有许多缺点，但他们允许大家批评，这就很了不起，所以他们就能不断进步。
　　但他们那些美好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是不会轻易给我们的。有人老幻想让“美国解放军”来解放一下自己，只能是幼稚了。
　　有骨气的中国人会自己去创造，民主、自由、繁荣、富强，这就是历史要求我们今天去创造的东西。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

［啃咸菜者言］
　　国民党大员说对日妥协，无人敢言，无人敢行，这话也是很实在的。它意味着，我们的“领导们”只是不“敢”，而不是不“想”。既然是“想”对日妥协的，那么日后自然就能找到办法。
　　看看，中国的“领导们”就是这样的一批货色！




十一、不通两种


　　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啃咸菜者言］
　　汉语实在是太难了，从古到今，大家都是在糊里糊涂地凑合着用。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啃咸菜者言］
　　有时候写得不通，那是作者心里有顾虑的结果。政府杀人了，你怎么写？恐怕会拿着笔在纸上晃来晃去没法写下去吧。




十二、乘凉：两误一不同


　　由这一篇文章，我可实在得了很大的益处。就是：凡有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的文字，论者往往谓之“骂人”。先前我是很以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们的意见，是认为这类文章，决不含自己在内，因为如果兼包自己，是应该自下罪己诏的，现在没有诏书而有攻击，足见所指责的全是别人了，于是乎谓之“骂”。且从而群起而骂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症结，沉入深渊，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啃咸菜者言］
　　只要你攻击了时弊，你不想得罪人都不行，因为一大帮子人都会上来对号入座了。你说你有道理，在中国，道理算个鸟！我们从来只看谁的势力大。虽然我们做的是坏事，但只要自己这派的人数足够多，大家也就毫不羞愧，理直气壮了。




十三、崇实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啃咸菜者言］
　　中国正式的文字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真理”就是“谎言”，“自由”就是“囚禁”，呵呵，不说了，再说下去，就要变成对乔治•奥威尔《1984》的抄袭了。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打进来了，文物要搬家当然是不错了，但没有理由不让学生逃难吧。
　　我们国家常常有这种怪事，一出大事，“领导们”就命令小百姓不准乱跑，然后他们自己先跑了。在中国，安全永远是属于我们的“领导”的。有一年新疆克拉玛依的大剧院里失火了，马上就有人站起来说：“小朋友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领导们都走了，小朋友们却烧死了许多！
　　我们要这样的领导干什么！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啃咸菜者言］
　　哈哈，倒霉的大学生！




十四、但到底是不行的：这叫作愈出愈奇


　　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还是改不过来的。格里莱阿说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球是实在在回旋的缘故。

［啃咸菜者言］
　　伽利略怕死，同意地球是不动的了，但地球它也还在转吧。
　　尊重真理，尊重事实，这很平常，但很重要。




十五、出卖灵魂的秘诀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啃咸菜者言］
　　在胡适看来，中国是既没有封建压迫也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有的是五个“鬼”。不愧是博士，想像力是很丰富的。可是你要问他这五个“鬼”是哪里来的呢？他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胡适和我们祖上的那个孟子差不多，都是不讲逻辑的空谈大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啃咸菜者言］
　　儒生的软骨病又犯了。
　　历史上外敌一打过来，总是儒生最早迎上去讨好敌人，现在我们儒生们派出的代表是了不起的胡适博士。历史不过是在重演而已。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啃咸菜者言］
　　如果不听我们胡适博士的话，中国的小民们是会仇恨你们日本人的，所以还是来征服我们的心比较好。
　　一个女孩对强奸犯说：“你不要强奸好不好？这样我会恨你的。你还是来征服我的心吧，让我爱上你，好不好？”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效？



十六、电的利弊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啃咸菜者言］
　　中国的酷刑也是世界一绝，这是中国可以并列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光荣啊！
　　封建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要用暴力让人害怕，所以暴力是封建主义的命根子。我们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最长，所以关于酷刑的研究发明也就特别多。
　　有人以为老蒋搞的是资本主义，这是错的，老蒋搞的一套完全就是赤裸裸的封建主义。
　　面对酷刑，没有人能不害怕。没有从这样的炼狱中亲身熬过来的人，谁也不能夸口说他能坚持得住。说实话，咸菜一想到这样的酷刑，就浑身发抖。咸菜会不会做叛徒，这很难说，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坚持得住。据我所知，当年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熬过来了，这些人确实了不起，不服不行！比如江姐、赵一曼、李大钊、李白等等，有一大批！
　　中国的统治者是世界上最邪恶的统治者，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所以革命成功以后，杀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可怜悯的。至今还有人说不要打“落水狗”，这都是屁话！文革时候有许多好人被当成了“落水狗”，这当然不应该打，可是对真正的“落水狗”，比如老蒋那一伙，不打干什么？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抓了赵一曼，就曾用电刑，当时日本人记录说，她身上的脂肪都一滴滴地往外渗。我靠，谁受得了！
　　这样的事，胡适这样的儒生是从来看不见的，他们永远是笑嘻嘻地，很从容，很闲适，风度很好啊！




十七、从讽刺到幽默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啃咸菜者言］
　　讽刺穷人永远是容易的，而且这样的勇士在中国永远是极多的。讽刺富贵人就不容易了。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啃咸菜者言］
　　讽刺之类，让我们的“正人君子”们受不了，但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自己确实就是那个模样。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啃咸菜者言］
　　讽刺不行了，就上来幽默了。中国的幽默与西方的幽默是两回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永远是这么可怜！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啃咸菜者言］
　　传统的许多“说笑话”和“讨便宜”是很恶心的，无非就是欺负那些无力反抗的人。




十八、赌咒


　　“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信的东西很多，但也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信，所以宣誓之类的东西在中国是没有用的。宣誓抗日了不等于真的会去抗日。
　　现在我们反腐，也还是经常搞点宣誓之类的东西，会有用吗？




十九、从幽默到正经


　　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连笑都不能笑了。爱国就要哭丧着脸，这个爱国也太恶心了吧！
　　我们的高等华人们平日里残酷镇压进步力量，斫伤民族正气，把国家活生生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到了没人愿意为这个国家战斗的时候，他们就见什么都有气了，连小民们的笑，也变成了对他们的重大刺激了。
　　第一、大家都哭丧着脸，并不能让日本人打败仗。第二、看见别人笑就生气的人，不过是把自己当成主子了，他们以为如果主子伤心了，奴才就不能不陪着伤心。第三、不喜欢看见别人笑的人，不等于不能当汉奸。
　　所以对这些以主子自命不准别人笑的人，不必理他们，等杀完了鬼子，再来杀他们！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啃咸菜者言］
　　外交一向是我们的老爷们一手包办的，现在出了大毛病了，被别人打得四处逃窜了，能不恼火吗？恼火了找谁算帐呢？找日本人吗？日本人正等着呢！好吧，那就只好找自己治下的小民们撒气了。
　　那就大家一起哭丧着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