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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啃咸菜读鲁迅(服役)

《花边文学》


一、序言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

[啃咸菜者言]
  鲁迅那个时候还不是文网最密的时候。大家看看反右之后的中国舆论界,再看看文革,就知道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就是什么好东西了,国民党扼杀舆论的心比任何人都要恶毒的多。只是因为那是一个乱世,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罢了!
  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年代都是统治者内忧外患、缺乏力量的年代。什么时候我们国家能够在富强太平的年代也能有一点言论自由,那就是中国人最大的福气了。
  美国在这一点上就做得不错。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

[啃咸菜者言]
  官准的骨气在中国历来是很多的,文革时候的文章哪一篇不是硬得像能砸死人的砖头?
  鲁迅说:“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这话好啊,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不能发表,你说你再先进,再激烈,又有什么用呢?这就叫斗争技巧。这一点年轻一点的人往往学不到,他们老想一蹴而就,他们老想比谁都革命,结果常常是做了“烈士”。有胆量做烈士这件事本身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但上了战场一个战士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保存自己,然后才是消灭敌人。必要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去做董存瑞,但如果能既完成任务,又保存了自己,那才是最佳的选择。革命不是为了死,革命是为了活,而且是为了更好的活,这一点我们要记住。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啃咸菜者言]
  不能写的时候就不必写了,“世故”就“世故”吧。敌方倒是很喜欢我们不“世故”的。如果我们都去做了“烈士”,反动派可是美死了。




二、“彻底”的底子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啃咸菜者言]
  “彻底革命”,听起来不错,但一般来说“彻底革命”也就等于不革命,甚至就等于反革命!





三、“此生或彼生”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啃咸菜者言]
  保守的人最后肯定要失败的,当年有那么多人要骂白话文,怎么样?今天就是挺儒的人也是用白话文发表自己的高见了!
  保守派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四、“大雪纷飞”


  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啃咸菜者言]
  说敌对者的坏话当然是不免的,只要是人都会这么做,但如果为了让人觉得对手之坏,就造出对方的一些丑恶出来,那最后也就只能自取其辱了。
  有一次,我说我反对儒家的孝道,有人就说:那你就天天回家打你老子吧!哈哈哈,我们反对孝道就要回家打老子吗?





五、“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啃咸菜者言]
  前几年听到过一种古怪的称呼,叫“儒商”,儒是儒,商是商,历史上的儒都是看不起商的,重农抑商是儒家的老例了。我想大约是现在的儒们看见商们赚了很多钱了,忍不住也要来捞油水了,这就叫“儒商”吧!同时儒又是和官联在一起的,官就是儒做出来的嘛,所以“儒商”本质上就是官商。
  孔夫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读书本来就是为了捞好处的,所以只要能捞到好处,给谁做帮闲或帮凶都是可以的,只要符合“义”,富贵对我们儒生来说是最重要的。“义”听起很冠冕,实际上也就是强盗的一套规则罢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

[啃咸菜者言]
  反传统的也好,反政府的也好,也是很容易变成传统和政府的帮凶的。





六、“莎士比亚”


  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啃咸菜者言]
  我们的国民革命家们是喜欢说革命的,但只说“钦准”的革命,对于无产革命是不但要口头反对,而且还要实际地杀人的。为了更好地说明无产革命的可恶,还要加上一条:无产革命是反对莎士比亚的。了不起啊,连莎士比亚都成了儒家信徒的专利了。





七、“小童挡驾”


  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

[啃咸菜者言]
  “小童挡驾”就是所谓“儿童不宜”了。中国的“儿童不宜”与西方的电影分级是两回事。西方是严格的道德要求,我们是巧妙的宣传手段。西方的性是开放的,所以虽然有点过份,但并不发出恶臭,中国的性是阴湿的,所以捂久了就发出恶臭。从本质上说,这是由对“性资源”不同的分配方式决定的。西方是大众化的“性资源”分配,我们是以权贵为中心的等级化分配。大众化分配当然就可以公开,等级化分配则就会遮遮掩掩,天下事都是如此。




  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啃咸菜者言]
  中国是个“三纲”维系的社会,是个男权的社会,所以这样的社会就会很下流,下流到男人连打仗这样的事也想推托到女人和孩子的身上。记得有一次曹操被围在一个城里,他就先叫一批女人穿上铠甲,装成男人往外冲,自已带着一帮子男人从另一处悄悄逃走。男人是逃走了,女人成了替死鬼。这就是中国男人的高明之处了。泰坦尼克号要沉没的时候,西方的男人们是让女人和孩子先上救生艇的,如果在中国遇到这样事,坐在救生艇上的就会是百分之百的勇敢的男子汉了!





八、《如此广州》读后感


  与其迷信,模胡不如认真。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现在那么的烧几个纸锭,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骗自己,而且简直是骗鬼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啃咸菜者言]
  看见美国人在法庭上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我就好笑,美国人实在是太蠢了。发誓算个屁,《圣经》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如果拿这一招来对付中国人那是百分之百的无效的。也只有对付美国人才有用了。中国是什么都可以信的,一个人他可以信佛,也可以信道,也可以信基督,还可以信狐狸大仙,但有一点,实际上中国人不管信什么都是为了捞一点现实的好处,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什么都不相信的。
  中国人当中傻一点的要算广东人了,因为他们历史上大概是地处蛮夷之地,受到儒家聪明的教训较少的缘故吧,所以他们敬起鬼神来实实在在还是有一点傻心眼的。
  广东人傻,美国人更傻,不过他们都比中原的人有钱,不知是为什么。




九、安贫乐道法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啃咸菜者言]
  中国的穷人是幸福的,从古到今你只要一翻开书本,上面就写着:人生的幸福是与钱的多少无关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精神生活。孔夫子就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穷人不但能自己快活,而且还能得到圣人的称赞的。
  可是也不见那些有钱人争先恐后地要当穷人,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富人都很愚蠢的缘故。
  实际上这只是对穷人的一种欺骗吧,没有这样的欺骗,穷人也要过好日子了,富人还怎么活呢?
  “平凡的劳动最光荣”是对的,但也不能因为光荣就可以让穷人到血汗工厂里一天干上十四个小时,这样干下去,穷人不但不会感到作为一个劳动者伟大的光荣,而且时间长了还真的会死人的。什么时候我们的打工者不再热爱这样的工作方式了,我们中国人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希望!




  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

[啃咸菜者言]
  这是三十年代的中学生优秀作文了,里面说只要有精神生活,没有饭吃也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论调当然不是中学生发明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几千年以前孔夫子就这样告诉我们了。
  中学生作文“假大空”的现象实在不是中学生自己的问题,这是传统儒家社会长期对人民进行欺骗的结果。
  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彻底解决啊。





十、北人与南人


  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啃咸菜者言]
  南方人和北方人总的来看性格确实是有区别的,这主要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及历史渊源有关。不过以咸菜看来,性格在社会生活上的意义是不大的,走遍全国不管是哪里的人,他们的人性,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咸菜没有走遍过世界,所以不好说世界上“非我族类”的人们都是什么样的,但我想只要是人,生活都不会差得太多。人性是有普遍性的。





十一、大小骗


  这些名人在卖着他们的“名”,不知道可是领着“干薪”的?倘使领的,自然是同意的自卖,否则,可以说是被“盗卖”。“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者又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门。然而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啃咸菜者言]
  名人卖自己的“名”,在今天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了。
  还是要诚实一点为好,奉劝名人们爱惜羽毛吧。



十一、倒提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啃咸菜者言]
  洋人们反对虐待动物,所以禁止在租界倒提鸡鸭。这让中国人大大的伤感了一番,许多人以为洋人既然对鸡鸭都如此之仁慈,为什么就不能来解救一下苦难中的中国人呢?
  鸡鸭受虐待,洋人来解救;中国人受虐待,洋人为什么就不来解救呢?看来洋人做得确实不好,但这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是早把自己看成是鸡鸭一类的可怜虫了。我们古代的父母官把管理老百姓叫做“牧民”,和“牧羊”、“牧牛”一样,中国人被人“牧”了几千年,早已经习惯被“牧”了,所以现在把自己看成是鸡鸭,虽然个头比“羊”啊“牛”啊还要小许多,但中国人也还是很乐意的。
  现在有人成天抱怨中国的人权不好,想要让美国解放军来解放一下,这样的人,和当年租界里那些羡慕鸡鸭的人实际上是一回事。





十二、点句的难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啃咸菜者言]
  大家不要以为“国学大师”就是精通国学的人,远不是那回事,对我们的“国学大师”来说,重要的是做“大师”而不是做“国学”。
前几天听于丹教授讲《论语》,她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把我可给笑坏了,大概喜欢搞什么“国学”的,一般也就是这个水平了!
  以后再见到“国学大师”,大家先把他看成是个骗子,这个判断应该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是不会错的。





十三、读几本书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啃咸菜者言]
  我们痛恨日本人,这是对的,因为它欺负我们。但我们能不能认真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它欺负呢?看看人家吧,就拿翻译西方的文学来说,就不知道要比我们强多少倍了。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妈妈的日本人,你们没有一样不是变态的,就是翻译外国文学,你们妈妈的也是变态的厉害,我们决不学你们。”那就完了,那我们就只能永生永世做阿Q了。





十四、读书忌


  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啃咸菜者言]
  现在又有人在推崇明人小品了,不过这一次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已经看不懂明人小品了。不过走这一条“空灵”的路子的人还是很多,这一点你翻翻《读者》或《青年文摘》就可以看出来了。
  明代社会污七八糟了,但明人还是在讲“空灵”,最后国家就完蛋了。男人们被杀掉了,女人们则做了奴仆。高雅啊高雅啊,看来高雅的代价可不小啊。
  现在社会还有一些人天天在讲高雅,可就是没有想到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样的高雅大约也不会是什么强国之音吧。





十五、法会和歌剧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啃咸菜者言]
  要亡国了,就请法师来念经,念经还不够,就再请几个美女来唱歌。这样中国就得救了。
  看来上层的人还是比下层的人要爱国得多,也伟大的多啊。





十六、古人并不纯厚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啃咸菜者言]
  历史上的英名是为倜傥非常之人准备的,这是一切宵小之徒无法改变的事。这一点差可告慰为正义与真理而献身的人们。所以看文坛,不可看当代是否有威名,许多靠炒作炒出来的人,永远不过是垃圾而已。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

[啃咸菜者言]
  我们今天见到古人的文章,哀而不伤的居多,但大家不要以为古人就是纯厚的了,这多半是今人选择的结果。




十七、过年


  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啃咸菜者言]
  悲苦者也是要笑的,他不能一天到晚悲苦。有一个女孩,十七八岁就被人拐卖,受尽了人世的苦,却没有一个政府机关愿意帮助她。后来有一个男人对她好了,她就帮这个男人贩起了别的可怜的女孩。后来她被抓住了,要枪毙了。一个记者去采访她,问她说:“明天要枪毙了,你有什么想法?”这个女孩极可爱的笑起来,说:“没有什么想法。”记者大加感叹,问她:“你为什么要笑?你怎么笑得出来呢?”我看着这个法制节目的时候,很想给这个记者一个巴掌!你以为要死的人就不配笑了?
  天下所有苦难的人都有笑的权利,只要不是麻木的笑的,我们都支持。





十八、汉字和拉丁化


  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啃咸菜者言]
  西方的孩子小学三四年级就可以读报纸了,我们的孩子读到初一还有许多不能读报。为什么?不是他们的孩子勤奋,而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是拼音文字,好学。我们每个中国人为了这个倒霉的汉字比外国人多花了三四年的学习时间。每个人三四年,全国人民有十三亿,这是多少年呢?而且还造成了许多的文盲。所以中国的落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废除方块字!汉字拉丁化!”我很想这样喊一嗓子,但是我不敢喊,我估计我还没喊出来,我就被以国学家为中心的革命群众踩成碎片了。在许多国学家那里,方块字就等于是他们的祖坟的。
  鲁迅骂反对汉字变革的人为丧心病狂,但我可以证明,真正丧心病狂的是他自己!他居然以为在中国也有可能废除汉字!





十九、化名新法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Oho!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啃咸菜者言]
  这是当年文坛上的一个丑闻。但鲁迅先生还是死得太早,没有看见今天文坛上的种种新鲜事,所以他以为他所见的事就可以“叹为观止”了,他哪里想到还有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呢?
  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敢于揭穿他们的把戏了,因为据说他们都是真理在手,不怕和人打官司的。





二十、考场三丑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啃咸菜者言]
  中国的皇上是喜欢嘲笑臣下的,而臣下则喜欢嘲笑更下级的臣下,老师不是官,但他有师道尊严作护符,所以他也是可以嘲笑学生一下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个等级规范之类,对地位不如你的人,不妨大声嘲笑吧!保证没事,这是咸菜多年实践之后的一条宝贵经验。
  昨天我还听见一个小伙子在嘲笑一个乞丐。嘲笑得很有趣啊。




二十一、看书琐记(一)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啃咸菜者言]
  永久不变的文学形象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心中的林黛玉就不同,每一代人心目中的林黛玉就更是不同。





二十二、看书琐记(二)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啃咸菜者言]
  不同阶级的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各位看官不妨做个实验,你去和低于你这个阶层的人去聊一聊,看看能不能聊出共同语言来。
我看是聊不出来的。
  毛泽东搞革命的时候,到安源调查工人情况,毛泽东后来说:“当年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可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由于自己还是一副学生腔,先生样,工人不买你的账。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作,现在想起来真有意思,成天只知道在铁轨上转来转去,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后来想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了过来,思想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嘛。一个人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立场转变了,才会认为我们要自觉放下架子,拜工人为师。也真灵哩,后来我们和工人一起聊天、谈心,工人同志才慢慢地和我们接近起来,心里的话才愿意和我们讲。”毛泽东是个师范生,地位不高,但也算个先生了,工人和他就没有共同语言。当然毛泽东是聪明的,所以后来工人们就接受他了。
  有人说世界上是没有阶级之分的,那是睁眼说瞎话。




二十三、看书琐记(三)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啃咸菜者言]
  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保证要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大家都可以说话,乱说一气也可以,但大家放心,最后坚持不住的肯定是胡说八道的人。没有争论,就不会有真理。





二十四、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啃咸菜者言]
  大众的艺术一旦被士大夫们发现,就会被移植改造,就像山野的香草,被移到花盆里一样。这样的移植实际上就是戗害。赵本山原来是个民间艺人,他的作品鲜活动人,后来中央电视台发现了他,让他上电视上演,刚开始还可以,后来就越演越假了,越演就越像我们党的农村政策宣传员了,他演的农民慢慢就变成了城里人所理解的农民了。赵本山是很会顺杆爬的一个人,所以估计还可以再爬上很多年,但真正的农民对他的热情就会慢慢降低,一直到化为乌有了。





二十五、论秦理斋夫人事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欺负比他弱小的人。因为传统上的中国就是一个等级制的国度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欺负弱者,如何显出他的等级高呢?如果有一个弱者受不了人世的残暴,自杀了,他们也还是不放过的,他们还是要冠冕堂皇地批评一番的。当然自杀是不好的,生命只有一次,很可贵啊。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自杀?这个社会在这个人自杀的问题上应该负什么责任呢?这就没有人去追究了。因为骂骂死鬼是容易的,改革社会则可能会掉脑袋。
  不过咸菜对自杀的人也是不满的。
  咸菜少年时有一次听说一个少女跳楼了,我赶到时,警察已经来过了,只剩了一大滩血迹。听说这个少女从早上五点就在楼顶徘徊,下面则慢慢围了一大群人,等着看热闹。等了许多时候,那个少女也没有跳,有人就大叫:“快点快点,老子还要上班呢!”结果那个少女就跳下来了。
  从那以后,我对自杀的人就很不满,我想既然周围都是这样下流卑鄙的人,那么你对人类的生命还有什么可顾惜的呢?如果有人逼着你活不下去了,自杀干什么?拿把杀猪刀捅了他就可以了!




  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啃咸菜者言]
  在网上看回贴,看见有人得意地说:“看,我被XX了!”以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XX了固然有点可惜,但并不等于你就高妙了。





二十六、骂杀与捧杀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啃咸菜者言]
  了解一个作家,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去看看他的书,不能只听别人的评论。中国有一大帮子人,一天到晚就是想表现自己的淡泊宁静,总是推崇闲云野鹤的隐逸思想。一见到外国文学,就拼命找人家冲淡平和、高逸飘渺的东西。找到泰戈尔以后大家都高兴坏了,总算找到一个不瘟不火的祖师爷了。结果大家就按自己喜欢的模式把泰戈尔引入到中国来了。实际上泰戈尔未必就是没有是非的人,他对自己民族的命运从来就清楚得很,也关心得很。
  哪怕明天就要亡国了,在今天就还会有中国的向往隐逸的高人在写高雅的文章。
  这也是中国文人无耻的一个方面吧。





二十七、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啃咸菜者言]
  中国的儒教徒是最讲温良恭俭让的。当然他们只是当面这样,背过身去他们也会杀人的,曾国藩不就外号曾剃头吗?中国儒教徒在杀人或鼓吹杀人之余,他们是不喜欢听别人批评的。你如果说:“你们这些儒家信徒不过是统治者的走狗罢了!”他们就生气了,说你漫骂了!实际上呢?实际上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货色。
  所以在中国,你不能一看见一个人温文尔雅,就以为他一定是个正派的人了,很可能他一转身就是一个最不要脸的人。有时候我更喜欢听听乡下人骂人的话,我觉得那些话比我们先生们的话要干净得多。





二十八、女人未必多说谎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快哉快哉!

[啃咸菜者言]
  看相声、看小品以及看《故事会》,那里面总有一种中国式的经典故事,就是“怕老婆的故事”。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一种故事类型。这样看起来中国男人的地位可真低啊,这么多人怕老婆啊。实际上这种想法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怕老婆的故事只是表明,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男人应该用一切手段,包括拳头来显示自己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而万一有一个男人没能够在家庭中得到自己的权威,那么那将是极为可耻的事,将被全社会所耻笑。怕老公是一种正常,怕老婆是才是一种反常,所以“怕老婆的故事”之所以流行,正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反映。
  国家要亡了,肯定是女人的问题。敌人侵略了,男人没胆子上,就盼望能有花木兰出现。旧社会广东客家人是少有的不需要让女人裹小脚的族群,但听说那时的客家男人是天天只要在家睡觉,而农活全部是让女人去干的。哈哈哈,这就是中国的男人了!
  在中国,说女人的坏话是男人的传统,在汉字里面“奸”、“妄”、“佞”、“嫉妒”等等字眼也反映了这一点。进入男权社会以后,造出来的字,只要表示不好的品格的,都有个女字旁。这样看来,说女人喜欢撒谎只是长期以来男权社会对女人压迫的一个反映而已。
  咸菜不是女权主义者,咸菜也不是女人,作为男人咸菜当然也希望女人地位越低越好,这样咸菜在老婆面前多神气啊。可是咸菜同时也感到,如果一个社会在对待女人这件事上缺乏正义,那么它在其它任何方面也不再会有正义,所以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人也就应该支持女权。





二十九、偶感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啃咸菜者言]
  哈哈哈,现在不也照样还有什么“科学算命”、“电脑算命”之类的东西吗,中国的国粹永远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有人担心国粹沦亡,实在是杞人忧天而已。
  有了传统的国粹,科学还能救什么国呢?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啃咸菜者言]
  只要有一点新的科技发明来到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马上就把它利用起来了。比如网络一出现,马上就上来一大帮子国学家们,把网络搞得污烟瘴气,而实际上传统文化恰恰是反对科学的。孔夫子一直反对“奇技淫巧”,还反对专业人士。他说的“君子不器”,表面上是说一个人要有多种技能,但一个人真的能成为一个万金油吗?当然不行,所以实际上这句话还是意味着他把各种专业人士都看成是下等人了。
  科学传入中国,最后变得污黑一团,而民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些人那里也未能幸免吧。





三十、朋友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啃咸菜者言]
  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戏法是孔夫子玩的,明明是为主子的,却说是为民的,明明是为“利”的,却说是为“义”的,明明是奢侈的,却说是修身的,明明是要杀人的,却说是“仁者爱人”的。
  这个大戏法还不能揭穿,揭穿了不但变戏法的诸人要生气,连看戏法看得津津有味的人也要生气了。
  最聪明的人就是先读一通关于戏法的书,然后装做不懂,悄悄地跟在边上帮着变戏法的人一起骗人,等节目结束了,就可以一起分上几个小钱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告诉我们,读这样的戏法书,也是可以读出钱来的,有时钱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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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奇怪(一)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啃咸菜者言]
  为什么要对“男女之大防”如此小心呢?关键还是在于女人的地位太低,女人是男人的一种财产。既是财产,所以就不能随便给别人动了,哪怕是被人多看了一眼,也是一种损失。所谓“七岁不同席”,不过是为了保证让女孩子未来的男主人能得到一个绝对纯洁的女人而已。





三十二、奇怪(二)


  尤墨君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共鸣 对象 气压 温度 结晶 彻底 趋势 理智 现实 下意识 相对性 绝对性 纵剖面 横剖面 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啃咸菜者言]
  上面列举的词汇在今天都是很常用的词汇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守旧的人来反对了。我想他们大概是不会的了,他们现在又开始在寻找新的他们不喜欢的词汇了,然后开始骂,一直要骂到这样的词汇成为大家常用的词汇为止。





三十三、批评家的批评家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啃咸菜者言]
  这里所说的文艺批评的圈子实际上就是文艺批评者的思想观点。要评论一件事,首先当然要有一定的思想观点,没有这样的思想观点,我们还评论什么呢?而这种思想观点是由一个人的阶级性所决定的。阶级性和一个人的出身无关,但它一定是有的。
  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思想观点的正确与否呢?我想还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大众的利益。有些人总想搞一个精英主导的社会,笼统地说,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一定要知道,精英可以主导,但方向一定要有利于大众。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精英,他们又要主导,又要从这种主导中给自己捞到好处,他们最后就会倒霉。毛泽东会给他们苦头吃的。毛泽东当然已经死了,但毛泽东的幽灵在中国还是没有散尽的!所以中国今天的所谓精英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三十四、清明时节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啃咸菜者言]
  面对日本侵华的局面,中国的有产阶级实在是痛苦不堪。他们想抵抗,但力量有限;民众有力量,它们又不敢用,是啊,民众一旦动员起来了,打完了日本人以后,再来打它们自己那可如何是好。
  没办法,只好成天幻想了,其中的幻想之一就是祭祖,想通过祭祖,让老祖宗显灵,以挽救危局。这当然只会留下大笑话了。





三十五、商贾的批评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啃咸菜者言]
  中国在鲁迅那个年代就没有多少能拿得出去的好作品,这是肯定的,但也不是说那就是因为作家们都去写杂文了。解放后邓拓诸人写杂文遭了殃,杂文萧条了,可也没有看出因此就有了其它的了不起的好作品了。相反那个时候其它的作品也就更加的差了。
  我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上面。所有的作家事先就想好要表现一种什么“道”的胜利,这个文学就不可能好。国民党的时候,你不“载”它的“道”,它就派特务把你干掉了。解放后你没有按领导的意图去写,你自己首先就感到不好意思。所以当时作家们都在自觉地参加思想改造,向党靠拢,但这个结果就很苦涩。看看老舍、赵树理解放后写的东西就知道了,自觉地去“载”这个“道”也是很难的啊,就像一个女人没有高潮还硬要让自己来一个高潮一样,真的是很痛苦。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啃咸菜者言]
  以为杂文很容易写那也是不对的。越短小的文章往往越考验一个人的素养与文笔。区区几百个字要写出深意,很不容易啊。有时看当今的一些所谓学术刊物,真叫人不忍卒睹,长篇大论一番,实际上的内容却等于没有,这样的“学术”多半是为了职称吧,真让人觉得可耻。
  现在有人说,鲁迅的小说还可以,可惜他后来没有继续写,倒偷懒写杂文去了,可惜啊,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啊。可惜自然是可惜的,不过我想,杂文的价值也未必就比小说差,许多人褒鲁迅的小说而贬鲁迅的杂文,往往也不过是因为鲁迅的文章触到了他们的痛处。他们实际上一点都不喜欢鲁迅,他们暂时褒一下鲁迅的小说,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公正而已。





三十六、趋时和复古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啃咸菜者言]
  过去的革命者,不等于现在还是革命者,他可能已经腐化堕落成反革命者了。过去的先进人物,不等于现在还是先进人物,他可能已经落伍成了社会的黑暗势力了。这个时间是很快的,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变化。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先进的分子就着重于先贤当年革命的一面,而落后的分子就着重于先贤后来保守的一面。一个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稀里糊涂了。
  另外,一个人过去正确,不等于现在还正确,更不等于他将来就一定正确。每一个人自己都要警惕这一点,其它人也要注意不能迷信任何一个人。我总觉得一个人超过了六十岁,一般来说对社会上的事情还是少插嘴为好,因为实际上他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了,他是一个日薄西山的旧时代的人物了。
  在中国有这种自知之明的人实在不多,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自己是长白山的老参,越活越值钱。





三十七、谁在没落?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啃咸菜者言]
  介绍外国文化当然是个好事,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因为中国历来有一帮子人是总想证明他们那种儒家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他们就经常编造一点外国的情况回来骗我们中国人。欧洲太远就不说了,就是近在眼前的日本,有些人也一定要证明他们的发达是因为他们尊奉了孔教的缘故。要知道,明治维新时期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田谕吉就是明确反孔的。说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发展是儒家的恩典真不知从何说起。有人又说:“福田谕吉在日本的影响并不大。”别的不说,福田谕吉在日本的影响如果不大,日本人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上为什么又要印上福田谕吉的画像呢?
  所以我们在听一些人介绍外国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不要被他们骗了。





三十八、水性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预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啃咸菜者言]
  鲁迅在此处倒也并没有什么春秋大义,他只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要防备被水淹死而已,因为当年的上海滩,年年夏天都有人下河游泳时不小心被水淹死了。
  鲁迅对生命本身是非常关心的,在这一点上,他是决不摆大文豪的架子的。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在乎后代的生命的,有许多古训表现了这一点:“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等。但同时,我们中国人对于公共安全的重视又是极差的。西方的小学校要教在各种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技巧,而我们中国人的学校里是极少出现这样的教育的。中国的大部分孩子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也不知道如何施行紧急救护,不知道如何进行人工呼吸。“学而优则仕”,我们的教育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做官,其它的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不学的,哪怕它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





三十九、算账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啃咸菜者言]
  只要儒学有了发展,其它的一切——哪怕做亡国奴——都可以不论的。在这个世界上,大莫大于尊孔,这是许多儒生的想法。日本人打进中原以后,首先是保护孔庙的,可以说他们是很了解中国人的心的。
  异族杀了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的主子不也是一样杀人吗?只要“君君臣臣”的秩序不变,换了谁做“君”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汪精卫这样的儒家信徒当汉奸也就毫不奇怪了。





四十、推己及人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啃咸菜者言]
  有些作家是很娇嫩的,据说别人一批评,他就写不出好的作品来了。看来批评他的人是很不应该啊,于是最后就没有人敢批评他了。这是当作家的诀窍之一,现在也还有人在用呢。





四十一、玩具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传统上是不给小孩子准备玩具的,因为所谓“玩物丧志”,我们的孩子还要留着他的精力去读四书五经呢!中国人也不是不爱孩子,但是他更希望孩子能够读书做官,有一个好的前途。
  全社会都想读书做官,最后社会会成什么样呢?整个社会就变成了蠢货的集中营。
  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实际上是他们“玩”出来的。比尔•盖茨很小就玩电脑,最后玩出了世界第一富翁的身家。这在中国是不可相像的,比尔•盖茨如果生在中国,肯定也会像千千万万的中国孩子一样,晚上做作业做到九点十点,大清早就要背着一个又大又重的书包去上学,家长和老师还要亲切地对他说:“这是为你好!”这样一教育,不管什么样的天才我们都可以向党中央保证把他扼杀在萌芽状态!我呸!这连猪的教育都不如!
  当然中国人也不是不爱玩,他们要等到长大了才能玩,而且当官当得越大,玩得就越离谱。在一些高档的娱乐场所,一晚上玩个几万块,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还是要让孩子玩吧!




四十二、未来的光荣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啃咸菜者言]
  鲁迅的时代,西方人把我们看成是非洲人的同类。
  今天呢?今天至少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高贵的文明人了。
  有一次,看到一个国产广告,是给“椰风”牌椰子汁做的一个广告。画面上是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在奔跑,后面一伙非洲的野蛮人在追。
  这确实是给中国人大大的长了一回志气,我们已经是与非洲人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了。但我们就真的是文明人了吗?我还不敢确信。吃人肉、杀婴、歧视妇女、刑讯逼供,这样的事,一直到今天还时有耳闻,我们和非洲到底差了多远呢?
  所谓文明,可能只是一些高等华人的自我感觉罢了。他们有了两个钱(天晓得是怎么来的),就认为自己已经率先与国际接轨了,就认为自己变得高贵了,就认为自己文明了,而实际上我看越是高等的华人,他们离文明就越远。中国要走向文明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的。





四十三、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啃咸菜者言]
  欧化的句式与传统中国的文法不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欧化的句式有精密严整的特点,现在时间已经证明了这种句式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是有生命力的,但在当年,一个人要主张欧化句式,那是很要冒上一点风险的。
  现在哪怕就是号称“大儒”的人,也屈尊使用欧化句式了。看来新文化的胜利是任何人都没法阻挡的事。只可惜,在中国这样的进步每一次都会遇到太多的阻挠,都会耽误太多的时间。还是日本人聪明,他们就不喜欢啰啰嗦嗦,他们就直接说:“全盘西化!”所以他们就进步得比我们快。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啃咸菜者言]
  玩笑当然也是可以战斗的,比如孔融对曹操不满,他就和曹操开玩笑,他的玩笑总是能触到曹操的痛处,孔融确实是很厉害的人物。不过孔融还是没能把握好自己的力度,结果最后死在了曹操手上。
  相声、小品也是一种玩笑,不过现在它们是没有战斗性的,它们现在只是一种咯吱人的艺术。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啃咸菜者言]
  你主张学习一点西方的文法,保守派就说你想当汉奸了,既然你想当汉奸,那也就是可以杀头的了。中国今天有许多人的思维方式也还是这样的。
  这些保守派还特别喜欢代表人民,有人就代表人民宣布二十一世纪是儒家思想照亮全球的世纪,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去问问人民愿不愿意让他们代表。
  我们有一些领导也是特别喜欢代表人民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啃咸菜者言]
  反对欧化的人,自己使用起欧化的东西来,也是很惬意的。中国的落后分子啊,实在是很下流的。





四十四、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啃咸菜者言]
  警察抓住嫌疑犯,要给他用刑的时候,那个语言是中国最“幽默”的语言了。所以在中国哪里有什么幽默可言呢?有的只是强者对弱者的讥笑。





四十五、洋服的没落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

[啃咸菜者言]
  穿西装需要昂首挺胸才好看,而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当奴才的,所以摆出昂首挺胸的模样就很费力。中国人是习惯于弯腰曲背的,所以穿西装也就不合于自然与卫生了。
  看看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也很有意思,一是人物都很小,说明人在自然那里是无足轻重的,二是所有的小人都是一副弯腰曲背的模样,说明这些人都是最适合于当奴才的。





四十六、小品文的生机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啃咸菜者言]
  1927年的屠杀,让林语堂吓破了胆,他再也不敢做社会的先进分子了,于是他开始提倡幽默,并说中国缺的不是别的,缺的只是幽默,只要有幽默,社会就光明一片了。
  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去当战士,每一个人都有退出战斗的自由。但你退出了战斗之后,就不要多说什么了。如果你退出的战斗之后还要向大家证明,人就是应该像你一样去生活,人就是不应该战斗,人就是应该安于现在的生活,那就不好了,那就快变成坏人的帮凶了。
  国破家亡在即,林语堂诸人还要大讲闲适,真不知是何心理。不过亡国可能与林语堂诸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有钱。抗战一爆发,林语堂就跑到美国去了。





四十七、一思而行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啃咸菜者言]
  中国一是闲人多,二是统治者喜欢保密,这就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人喜欢凑热闹。这种凑热闹在市井闲人那里就是围在一起看一口唾沬,在文坛上就是一窝蜂写一个题材,在社会上就是大家一起去做同一件蠢事。
  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一年,我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了诺贝尔奖,结果我们国家文坛上就刮起了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狂风,就没有人问问,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看,“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到底有没有群众基础。
  这几年,又流行去做“大师”、“学者”了,满大街都是“大师”了。中国人的生活就是在演戏而已,你是没必要当真的。





四十八、迎神和咬人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啃咸菜者言]
  孔夫子是不谈“怪力乱神”的,但他并不反对农民求神,这在《论语》中有明明白白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还是愚民政策的缘故。老百姓愚昧,这样才好管理,老百姓一旦觉醒,我们的统治者的身家性命就危险了。
  只要农民还是愚昧的,你再搞多少次的革命也没用。阿Q的造反如果成功了,未庄也只是换了一个“赵太爷”而已,其它的方面是不会有变化的。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我们的先贤们的说法,很可怕啊!因为按这样的说法去生活,中华民族在地球上最后就只好亡国灭种了。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啃咸菜者言]
  这里的“老党员”当然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了。这个“老党员” 的思想看来还是很进步的,他反对迷信。但是没用,遇见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他就被活活咬死了。文革时候,我们有一大批社会精英被“革命人民”斗死了,和这个情况很相似。看来还是孔夫子聪明,“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下人求神的时候,孔夫子是不反对的,他只是恭敬地站在那里,虽然他心里根本就不相信。





四十九、又是“莎士比亚”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啃咸菜者言]
  不只是启蒙思想家要批评群众,就是我们的社会精英们也是要批评群众的。看起来都是批评,但实质是不一样的。启蒙思想家批评群众是为了群众的进步,而我们的精英们则是为了证明群众天然的不可救药。既然你们这些群众是如此的不可救药,那么你们还是继续当奴隶比较好。
  所以对群众的批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也是要分析清楚才好的。





五十、运命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是喜欢说“命”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然大家也就各自安心于眼前的生活,不会去考虑进行社会的变革了。这当然有利于统治者的治国平天下的,所以历史上的统治者也都是支持命相之说的。富人们只是这一辈子命好,他们还是不甘心的,他们还想世世代代的富贵,所以他们又发明了血统论,希望大家同意他们的遗传物质就是与穷人不同的。
  但是穷人是不是都相信呢?陈胜要起事,事先就放出风声:“大楚兴,陈胜王。”这是从运命的角度为自己造势。起事的当口又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对血统论的批判。这样看来,凭着“运命”和“血统”这两下子就想让穷人安心于被人欺负还是做不到的。
  也有的穷人相信血统论,所以在文革的时候,他们就把以前的地主富农的后代给打死了。这当然是不人道的恶行,我们当然是要反对的,但这种恶行的根子却并不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而在于几千年来富人们所宣扬的血统论。可以说富人们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五十一、再论重译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啃咸菜者言]
  这是鲁迅先生关于文学翻译的一段话,我以为这不仅对翻译的工作有指导作用,这对我们所有的文艺作品的发展也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文学的园地不怕它乱,就怕有人不让它乱。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来嘛,具体好还是不好,时间会给我们作出一个筛选的。天天骂这也是毒草,那也是毒草,都除掉了,那就不会有什么好作品了。那怕它真是毒草,也不妨让它长,天塌不下来!当然文学批评也要有,但也不妨各搞各的批评,不要求一致,让人们知道如何分析一部作品就可以了,可以批评,但不能搞行政干预。
  有人可能怕会不会坏人得势了,我想不会。第一、坏人好人的分界线在哪里?这本来就是仁者见仁的事,谁也没权利上来就说XX就是坏人了。第二、坏人它之所以坏,只在于它不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既然不符合历史潮流,那么它在和好人的斗争中自然最后就会走向灭亡。当年蔡元培在北大搞的“兼容并包”,就是这个意思,落后的思想你就让它去蹦达,它蹦不出什么玩艺的。





五十二、正是时候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标雅致,看古书。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复古的愿望永远是极强烈的,他们一般前进三步,一定要后退两步。所以我们的进步就很慢。日本人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短短三十年不到,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就打垮了大清的北洋水师,进入了近代强国的行列。我们呢,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赶超了一百六十多年了,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保守的旧势力还是在的,还在破坏我们的进步,还要让我们付出许多的代价。目前所有的社会问题实际上都是几千年传统文化造成的恶果。我们今天的社会矛盾正处在一个积累的过程中,而且很难缓解,所以我们大家不能误以为中国未来的路就是一帆风顺了。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啃咸菜者言]
  传统的文化越悠久,他们的后代子孙进步起来就越困难。
  大讲传统文化的人,就是民族进步的敌人!





五十三、知了世界


  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啃咸菜者言]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听一听《国际歌》吧,听一听劳动者悲怆的呐喊。





五十四、中秋二愿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

[啃咸菜者言]
  被满洲人屠杀了,征服了,心情当然是不好的。不能心情总不好啊,所以要想办法,中国人想出的办法就是证明乾隆皇帝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了。好啊好啊,中国人民的心情又好起来了。
  我们幸好是没有被日本人征服,如果被日本人征服了,我想不出五十年,我们就会认定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了,所以什么“南京大屠杀”,那只是自家人的一点小误会罢了,不提也罢。于是大家都高高兴兴起来了,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和谐”的社会了。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啃咸菜者言]
  女作家有本事,是因为她找了一个男作家情人。这样的文学批评,大概是男作家们最喜欢听了。
  这种论调的骨子里面还是歧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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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



一、 序言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啃咸菜者言]
  有人说杂文在文学上是不入流的,一个人立名于文坛应该有长篇小说才行。
  我想不管你们愿不愿意把杂文放在高雅的文学殿堂里,反正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杂文的。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啃咸菜者言]
  号称是八宝箱的东西最后往往只是一堆破烂,鲁迅自谦说自己只是摆个地摊,这个地摊还真的就有一些能疗救中国社会疾病的东西。



二、论俗人应避雅人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的,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详见《论语》五十五期)的样子,面目全非了。

[啃咸菜者言]
  传统儒家所说的“温良恭俭让”只是一堆骗人的鬼话而已。如果你被儒家诸人视为异端,那他们是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的。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就是这。但又须别人凑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帮闲,也至少不可说破,逼得好人们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

[啃咸菜者言]
  雅人之“雅”,关键在于不可有人说破,说破了还到哪里去找“雅”呢?所以真正的雅人,他是一定要有相当的权势的,没有权势,你是雅不起来的。余秋雨之所以被全国的识字阶级痛骂,关键不在于这小子还不够雅(虽然这小子总打扮成全身都是文化的样子确实叫人讨厌),关键还是在于这小子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势。曹孟德横槊赋诗当然是盖世风流,但我们要记住他所以风流还是在于他的身后是有八十万的大军的,如果没有他身后的八十万大军,如果他只会写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大概全国的文学流氓们早把他臭揍一顿了。
  有权你就会有风雅,这是不会错的。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啃咸菜者言]
  看见一个雅人,你就要想到他的背后一定是有权势在支撑着的,所以如果你不会说什么吉利的话,你就远远避开为妙。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权势,就不要去装什么雅人,最多做个帮闲就可以了。中国的雅人从来就不是平民阶级可以做成的。




三、《草鞋脚》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啃咸菜者言]
  由人性论而走向阶级论,这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必由之路。“阶级”这个词,因为被人用得太多太滥,所以许多人提起来就皱眉头,但实际上,生活中确实就是存在着阶级的,许多事情也只有用阶级理论才能说得清楚。
  有人可能说:“阶级论残酷啊!”是啊,“阶级论”肯定是残酷的,但“让世界充满爱”就不残酷了?如果你以为“让世界充满爱”不残酷,那就是幼稚了。这个世界上最血腥的事,永远是以“仁爱”的名义做的。
  谁最怕“阶级论”,谁最喜欢大讲“爱”?答案很简单,就是“吃人”的阶级。




四、买《小学大全》记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啃咸菜者言]
  尹嘉铨当然是个忠臣孝子,乾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当然是要褒奖忠臣孝子的,但最后尹嘉铨却送了命。为什么呢?我想最大的问题还是做臣子的没有深入理解臣子与皇帝的关系。
  第一、你永远不要以为你可以当得上皇帝的干儿子,以为可以在皇帝那里撒撒娇。第二、皇帝永远是对的,当他拒绝你的时候,自然有他的理由,你千万不要误以为皇帝是一时糊涂,弄错了。第三、皇帝以前可以夸奖你,但以后也可以杀掉你,如果你躺在以前皇帝发的奖状上睡大觉,可能就会一觉睡到阴间去了。
  永远记住“不测之威”这句话,记住了这句话,就能摆正自己做臣子的位置了。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

[啃咸菜者言]
  臣子而能结党,是皇帝最大的担忧,所以皇帝是不能容忍聚徒讲学之类的事情的。乾隆自己是“十全老人”,所以在他的朝廷里就不能有奸臣,因为皇帝是明察秋毫的,同时又不能有“名臣”,因为所有的丰功伟绩早已被皇帝做完了,要“名臣”何用?要打倒一个人,就先攻击他的“假道学”,这是先从名誉上搞臭一个人老方法,这是源远流长的一种做法了,文革时候我们就经常是这么做的。




  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啃咸菜者言]
  搞文化专制,烧书是个笨办法,最有效的办法是改书。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

[啃咸菜者言]
  当你看到一个时代赏玩性灵的文字很盛行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在性灵的背面就是残酷的杀戮。




五、《看图识字》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是重视下一代的培养的,不过受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是只局限于读书应试的,所以对孩子的科学之类的教育就极有限。
  实际上对儿童的科学教育应该是由国家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兼职做的。搞青少年的科普教育不赚钱,这个方面应该由国家进行补贴。你看看霍金还给青少年写科普读物,你就知道国外是多么重视青少年的科学教育了。



六、门外文谈


  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

[啃咸菜者言]
  老爷是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小民的。小民饿得要死,我们的领导说:“何不食肉糜?”这是阶级压迫下的常态。




  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啃咸菜者言]
  古时候文字是拿来治人的东西,所以它一定要有神秘性的。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

[啃咸菜者言]
  中国字本来就难,我们的文人们还特别喜欢卖弄自己的本事,结果就造成文字与普通百姓的关系越来越远。这种倾向就是在今天也一样存在。现在虽然是白话文了,但我们的许多所谓学者们写出的文章还是故意要造出许多生僻的术语,要竭力让人不懂的。




  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啃咸菜者言]
  在文学上要想取得成绩当然不容易,但文学本身是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是个人,他就有思想感情,思想感情发表出来也就是文学作品了。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chgoz,“他是工人”是Tashgungrhen。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啃咸菜者言]
  中国字的繁难,实在是害苦了中国人,不知空耗了中国人多少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是我们还有一大帮子人在为这种糟糕的汉字大唱颂歌,真不知道中国的进步为什么就那么难!
  从长远来看,汉字的拉丁化将是一个方向,我们这一代大概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那一天。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

[啃咸菜者言]
  不要低估人民大众的能力,只要不是故意搞些生涩的东西以显示知识阶级的高深,人民大众对知识还是能很快接受的。




七、拿来主义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是要面子的,所以对送东西给别人总是过分热心的,不像西方人,凡事都想到专利。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啃咸菜者言]
  还是要自己把自己的事先做好,如果自己的素质不高,最后拿来的东西就不知道是些什么了。




八、病后杂谈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啃咸菜者言]
  我们的文人们为什么会以生病为时尚呢?可能还是为了表现生命个体在强权面前的软弱无力吧。文人们以生病这样的事情暗示自己命运的不幸,以及自己的无辜与无力,最终大概还是为了要博有权阶级的同情。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

[啃咸菜者言]
  这些年,小册子是越来越少,精装本是越来越多,喜欢读书的人可能确实都有这个体会:现在的许多书是根本没法子躺着看了。
  可能还是平装本赚不到多少钱吧。




  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啃咸菜者言]
  古人之雅最终也还是士大夫阶级的“雅”。“钱”这个字虽然很难听,但“雅”都是要有“钱”做根本的。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啃咸菜者言]
  “雅”与“俗”,不过是别人的评判而已,谈不上有什么客观性。一个男人是否被人称做登徒子,也只与他的地位有关,你只要有地位,搞几个女人还不是“小节”吗?




  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啃咸菜者言]
  中国原本就没有科学观念,有的只是一点实用性的技术。医家对妇女的生理解剖一无所知很正常,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科学头脑,他没法子想到解剖学上去。而刽子手对人体的解剖十分熟稔也很正常,因为他需要的是一种技术,在长期的工作中,只要勤奋好学,勇于探索,最后自然就能掌握目无全牛的高超技艺。
  我们那里曾是当年红军的游击区,从小就从长辈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国民党实施肉刑的极残酷的故事,听到一些关于刽子手们高超技艺的传说,这些肉刑都曾经是在大街上公开进行的,是有意要让老百姓看的。用极度的恐怖恫吓百姓,是传统中国维持稳定的最大法宝。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啃咸菜者言]
    儒家的“仁义”从来就是个幌子,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是说到了点子上的。“外儒内法”,中国最大的传统实际上只是法家活剥人皮的传统,其它的什么好听的“道德”之类的都是粉饰强权统治的伪传统。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啃咸菜者言]
  现在有人大叹中国人的冷漠,以为中国人的冷漠是在当代才突然发生的,实际上哪里是这样呢。
  面对残忍依然能视而不见,或者就算看见了,也要无动于衷,这是在中国生活必须学会的一项技能。



   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瞑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的闲适,又有哪一个不是血泊中的闲适呢?面对暴政,能露出僵尸一般的温和的笑容,那就算是修养到家了。




    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啃咸菜者言]
  “君子远庖厨”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虚伪,这是儒家诸人所特有的一种虚伪。人肉是要吃的,但不能看见是如何杀人的,以及是如何烹调的。“吃人”能吃得心安理得也不容易啊。




    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

[啃咸菜者言]
  忠臣被油炸而死,两个女儿罚做了婊子。太悲惨了!中国的大善人们是不忍见到这样的悲惨的,于是他们就幻想说这两个婊子后来因为会作诗,已经被皇帝特别赦免了。
  这个故事是颇能代表中国人对悲惨人世的态度的,他们用瞒和骗的技术,把这个世界的一切悲惨都化成了大团圆的喜剧。没有欺人与自欺,中国人真的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们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啃咸菜者言]
  粉饰黑暗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了。我们的宣传机器总是能把最悲惨的坏事变成团结奋发、喜气洋洋的好事的。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啃咸菜者言]
  就连开追悼会,中国人也能把它变成一种表演。




九、拿破仑与隋那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Edward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

[啃咸菜者言]
  隋那发明了牛痘,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拿破仑是杀人的,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我们对救人的人是记不住,我们只记得杀人的人了。好象斯大林曾说过:与其让别人感激,不如让别人恐怖。对习惯于欺弱怕硬、忘恩负义的人类来说,斯大林的话大概是至理名言。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啃咸菜者言]
  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如此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希望将来的人们能聪明一点。




十、病后杂谈之余


  又是一个偶然:昨天在《安徽丛书》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类稿》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合艹州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啃咸菜者言]
  杀忠臣,还把忠臣妻女送去做婊子,小女孩才三岁,就预定不必等她真正长大就可以让她做婊子了。年纪大的女眷,不堪折磨死去了,皇帝就说:“着狗吃了!”这就是中国的皇帝了!
  中央一套老在播什么好皇帝的连续剧,这是对人民的公开欺骗。中央一套号称“传承文明”,他们想传承的又是什么样的“文明”呢?



   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


[啃咸菜者言]
  满清入主中原,他们是侵略者是肯定的,他们异常凶残也是肯定的,但就是这样凶残的敌人依然比我们本国的统治者要慈善得多。日本人打进中原,他们要建设所谓“王道乐土”,实际上也就是想模仿满清在中原的统治,只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在台湾统治了五十年,依我们小民的看法,他们对老百姓并不比国民党对老百姓更坏。
  当然咸菜的意思并不是说日本主子比中国主子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投降日本人,当汉奸算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防范我们自己的主子们,因为他们甚至比外国的主子还不要脸、还残酷,我们不能一听到“同胞同胞”就热血沸腾,我们那些“高等同胞”只是一些十足的畜牲而已,我们千万不能上了他们的当了。




  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啃咸菜者言]
  文革时把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划成“黑五类”,这当然是不对的。只要是一个公民,他们的地位就应该是平等的。但给社会上的人分三五九等,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这是古来如此的,明清时代的“惰民”、“乐户”就是等级制度的受害者。中国人是早已经习惯于在社会上制造一批贱民的。
  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贱民?难说。看看现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你就知道,就是在今天,人与人的不平等也依然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件事。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啃咸菜者言]
  统治者在文化上的残暴与他们在现实中的残暴是一脉相承的。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

[啃咸菜者言]
  亡国奴也不好做啊。国家亡了,我们的上流阶级也受苦了。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啃咸菜者言]
  看看古人的扼杀思想的手段吧,还是我们的古人厉害。和古人比,红卫兵算个鸟,太嫩了!




  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的圣人的幸福。

[啃咸菜者言]
  中国最大的问题永远不是匪,而是官。老百姓怕官是甚于怕匪的。“官匪一家”,说明所谓的官常常只是一些穿制服的匪而已。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啃咸菜者言]
  衣着打扮在中国从来是一件大事,是政治正确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后,我记得我们反对奇装异服是反了好多年的,现在不见有人反了,因为没人理他们了。
  鲁迅当年剪一条辫子受了那么大的苦,这也很好理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辫子,就是相当于道德败坏或者是思想反动的。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啃咸菜者言]
  剪个辫子并没有多少实际的革命意义,但是自己却要吃许多苦头,所以这是不合算的一件事。鲁迅是只说实话的,他并不以激烈来显示自己的伟大。




  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啃咸菜者言]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进步是极有限的,鲁迅说革命给他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辫子也不被人嘲骂了,这句话实际上是很沉重的。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啃咸菜者言]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都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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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难行和不信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

[啃咸菜者言]
  小民是不能有什么见解的,小民如果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常常都是要吃苦头的。所以你问一个小民他有什么意见,他一般是躲开的。如果面对摄像机,不好意思跑开,那他也有办法,他也会滔滔不绝地来一通与领导们完全一样的意见,反正这些都是早听熟了的,但是你要他说心里话,那就不容易了。




  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的虚伪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侧面的,中国人宣传的东西一般都是既无法实行也没人相信的东西。这样的虚伪宣传实际上也是古已有之的,并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的。“囊萤照读”“凿壁偷光”,这都是没法做到的事,“悬梁刺股”就更是神经病发作才会干的事情了。还有一个“铁杵磨成针”也是一样的莫明其妙,好好一根铁杵,自有它的许多用处,你硬是要把它磨光了,磨成小小的一根针了,你说你浪费不浪费?如果比之为人才,就好比说一个人有体育天赋,本来是可以当上世界冠军的,结果你们一定要“磨”他,一定要把他磨成一个三流大学的普通本科生,成了一根小小的“针”了,结果你们大家都满意了!这不是神经病吗?
  爱父母本来是人之常情,可是中国人树立的“孝子”标兵却要在冬天里光着身子躺在冰面上的,这也太难了吧!天天鼓吹儒家思想的下流胚们,你们谁做得到?
  还有外敌一来,被人打得屁滚尿流了,就幻想让小朋友来建立盖世奇功,以解救没出息的大人。如果一个人不是弱智,他怎么能相信这样的鬼话?
  儒家人一谈起道德,那都是唾沬横飞,标准高得让所有的正常人都不能望其项背,但是你要问,现在有人能做到吗?他们就哑口无言了,或者就说“典型在夙昔”了,真不知道他们自己为什么还能觉得很有意思。
  看看我们当代清官的典型吧,焦裕禄啦、孔繁森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死去的人了,死去的人你把他塑造成道德完人就比较容易,如果是活人就不行了,因为只要是活人他就不可能是道德完人。中国人一天到晚宣传的就是这种虚假至极的典型。退一步说,就算焦裕禄、孔繁森确实就是道德完人,我看也没有学习的价值。为什么?有人确实能走过一根细细的钢丝,真了不起,但是你能要求大家都能走过这根钢丝吗?这明显是不切实际的笑话嘛!
  不愿意做制度上的改革,最后就只好乞灵于万能的道德了,你看看《诗经》当中的“颂”就知道,肉麻地吹捧死去的道德完人,在我们国家至少已经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还要到处宣传,这样的人我们叫他什么呢?叫“伪君子”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全国上下充满了这种不要脸的“伪君子”!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啃咸菜者言]
  天天宣传不切实际的东西,老百姓也不是傻瓜,几千年来,他们早就清楚我们的老爷们是些什么东西了。
  老爷们自己实际上也是不信自己的说教的,尊孔子和买股票一样,不过是想从中捞点好处。文革时候毛泽东一说批孔,全国那些信奉儒家的下流胚们就全说要批孔了。相信儒家本来就是想捞好处的,现在捞不到好处了,最高领袖也反孔了,他们当然就不会坚持什么儒了。他们表面和毛泽东保持了一致,而实际上这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践了孔夫子的人生观,因为孔夫子本身就是一个“圣之时者也”嘛,孔夫子又何尝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呢?




十二、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

[啃咸菜者言]
  尊孔尊了几千年,我们尊出了个什么世界呢?但总有人一定要抱着旧日的僵尸不放。鲁迅当年就有人一定要让大家来听听“韶”乐,且不说真正的“韶”乐是怎么样的,大家早已无法知晓,就算我们听的是真正的“韶”乐,我们又能听出一个太平盛世吗?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还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近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
  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

[啃咸菜者言]
  有人食肉而不知肉味了,而有人却连喝水也要争斗一番。
  老爷们的盛世常常是以小民的血肉做基础的。




十三、儒术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啃咸菜者言]
  生当乱世,外敌入主中原,我们儒家诸人为了减免一点赋税,就跑去尊番人为“儒教大宗师”了。按他们的脾气,大概如果日本人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他们也是完全可以去尊日本天皇为“大宗师”的。至于民族气节之类的,我们的儒生们是不在意的,他们常常是连做人本身起码的羞耻都可以没有的,还到哪里去找他们的民族气节呢?




  “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啃咸菜者言]
  要读经啊,就算是做了亡国奴,也可以成为高等的亡国奴啊。侵略者吃人肉,我们儒家诸人也可以喝一口汤了。
  信奉儒家的人,是最容易当汉奸的一类人。



十四、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啃咸菜者言]
  搞民主要从每一个家庭开始,要尊重孩子。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啃咸菜者言]
  看见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就认为是日本孩子了,因为中国的孩子都是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培养孩子的本领也就可见一斑了。
  刚发生了“九一八”,见到像日本孩子的,我们是要打的。可是看看日本人势力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近了,再看见像日本孩子的,我们就不打了,我们要亲善了。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是鼓励孩子的驯良的,连照相师都有这样的偏好。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