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月的租界


　　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

［啃咸菜者言］
　　坐在租界里倒要批评别人写东北写得不真实，还要怪作者为什么要这么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这个狄克就是后来的张春桥，这个家伙的投机嘴脸早就在上海滩暴露出来了。




　　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

［啃咸菜者言］
　　一定要等待有伟大作品出现我们才能和敌人进行斗争，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就是等于叫大家不要斗争。




十一、写于深夜里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Ｐｒｏｆ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作《牺牲》；也是她的版画绍介进中国来的第一幅。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他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尤喜欢木刻，曾经编印过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虽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龙华和别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枪毙。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啃咸菜者言］
　　纪念柔石！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绍介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

［啃咸菜者言］
　　珂勒惠支，这满含悲悯的穷人们的共同母亲，她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伟大的爱。而对这样的爱，我们的小资们是看不见的，小资们倒要怪她为什么要讲阶级了！
　　母亲只爱自己不中用的儿子，这里面蕴含着多少人类的悲苦啊。




　　没有到过外国的人，往往以为白种人都是对人来讲耶稣道理或开洋行的，鲜衣美食，一不高兴就用皮鞋向人乱踢。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啃咸菜者言］
　　珂勒惠支如果生在中国，大概早就被我们的领导们以危害民国的名义干掉了。外国也有黑暗，但外国的进步人士还是能够揭露黑暗的。“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是虚伪的。”是的，说得都不错，但不管是不是虚伪，人家毕竟还有这种叫“民主”与“自由”的东西，而我们呢，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多么伟大的声音！




　　现在中国的报纸上多喜欢登载张口大叫着的希特拉像，当时是暂时的，照相上却永久是这姿势，多看就令人觉得疲劳。现在由德国艺术家的画集，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啃咸菜者言］
　　在中国，独裁者永远是有许多信徒的。对人类的苦难，大家的关心却永远都很有限。




　　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啃咸菜者言］
　　“为艺术的艺术”，我们拿来对付“为政治的艺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是比不上“为人类的艺术”的。艺术不为现实人生服务，就不能得到人民的喜爱。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
　　新近在林语堂博士编辑的《宇宙风》里，看到一篇铢堂先生的文章，却是别一种见解。他认为这种对死囚喝采，是崇拜失败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
　　残害了几万几十万人，还只“能博得一时的慑服”，为“成功的帝王”设想，实在是大可悲哀的：没有好法子。不过我并不想替他们划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啃咸菜者言］
　　暗暗的死，是统治者缺乏自信的表现。
　　千千万万的人或明或暗地被我们的领导们干掉了，在这个地球上很难再找出一片如此苦难的土地了。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感叹说自己当年之所以失败，还是杀人杀少了。我不知道我们的领导们到底要杀多少人，才算不少！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再下去，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杀人。这时他也如铢堂先生一样，觉得民众自有好恶，不论成败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种秘密法，是即使没有策士的献议，也总有一时要采用的，也许有些地方还已经采用。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啃咸菜者言］
　　暗暗的死掉，这是极悲苦的一件事了。




一个童话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ＤＺＺ》，有为纪念海涅（ＨＨｅｉ－ｎｅ）死后八十年，勃莱兑勒（ＷｉｌｌｉＢｒｅｄｅｌ）所作的《一个童话》，很爱这个题目，也来写一篇。
　　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地面上也不能走了，总得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皮肤的抵抗力也衰弱起来，一有紧要的事情，就伤风，同时还传染给大臣们，一齐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载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有一天的早晨，许多军警围住了一个美术学校。校里有几个中装和西装的人在跳着，翻着，寻找着，跟随他们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枪。不多久，一位西装朋友就在寄宿舍里抓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的肩头。
　　“现在政府派我们到你们这里来检查，请你……”
　　“你查罢！”那青年立刻从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条箱来。
　　这里的青年是积多年的经验，已颇聪明了的，什么也不敢有。但那学生究竟只有十八岁，终于被在抽屉里，搜出几封信来了，也许是因为那些信里面说到他的母亲的困苦而死，一时不忍烧掉罢。西装朋友便子子细细的一字一字的读着，当读到“……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的时候，就把眉头一扬，摸出一枝铅笔来，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线，问道：“这是怎么讲的？”
　　“…………”
　　“谁吃你的母亲？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吗？我们吃你的母亲？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为枪弹，打了过去的样子。
　　“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急了。
　　但他并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将信一折，塞在衣袋里；又把那学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铁流》，《静静的顿河》，剪贴的报，都放在一处，对一个警察说：“我把这些交给你！”
　　“这些东西里有什么呢，你拿去？”青年知道这并不是好事情。
　　但西装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顺手一指，对别一个警察命令道：
　　“我把这个交给你！”
　　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门口去了。门外还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背脊上都有一只勇壮巨大的手在抓着。旁边围着一大层教员和学生。


［啃咸菜者言］
　　鲁迅写的当然不是童话，鲁迅写的是国民党专制统治之下的中国现实。
　　所有的专制统治它们都差不多。鲁迅写的虽然是国民党治下的中国现实，但除了一些细节之外，与我们文革时期的中国也很相似。




又是一个童话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后，拘留所里开审了。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上面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一个是马褂，西边的一个是西装，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乐天派，录口供的。警察吆喝着连抓带拖的弄进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来，苍白脸，脏衣服，站在下面。马褂问过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就又问道：“你是木刻研究会的会员么？”
　　“是的。”
　　“谁是会长呢？”
　　“Ｃｈ……正的，Ｈ……副的。”
　　“他们现在在那里？”
　　“他们都被学校开除了，我不晓得。”
　　“你为什么要鼓动风潮呢，在学校里？”
　　“阿！……”青年只惊叫了一声。
　　“哼。”马褂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来给他看，“这是你刻的吗？”
　　“是的。”
　　“刻的是谁呢？”
　　“是一个文学家。”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卢那却尔斯基。”
　　“他是文学家？——他是那一国人？”
　　“我不知道！”这青年想逃命，说谎了。
　　“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露西亚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亚红军军官吗？我在露西亚的革命史上亲眼看见他的照片的呀！你还想赖？”
　　“那里！”青年好像头上受到了铁椎的一击，绝望的叫了一声。
　　“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
　　“那里……这完全不是……”
　　“不要强辩了，你总是‘执迷不悟’！我们很知道你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很苦。但你得从实说来，好使我们早些把你送给法院判决。——监狱里的生活比这里好得多。”青年不说话——他十分明白了说和不说一样。
　　“你说，”马褂又冷笑了一声，“你是ＣＰ，还是ＣＹ？”“都不是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
　　“红军军官会刻，ＣＰ，ＣＹ就不懂了？人这么小，却这样的刁顽！去！”于是一只手顺势向前一摆，一个警察很聪明而熟练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写到这里，似乎有些不像童话了。但如果不称它为童话，我将称它为什么呢？特别的只在我说得出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啃咸菜者言］
　　当年我们的蒋委员长，就是这样赋予人民自由的。蒋委员长后来被我们打跑了，但中国人民的自由却也并没有真正到来。这可能与中国的专制传统有关吧。这样的传统没有变，换谁上台大概都一样。




一封真实的信


敬爱的先生：
　　你问我出了拘留所以后的事情么，我现在大略叙述在下面——
　　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
　　‘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几岁？’——第二句；‘你是那里人？’——第三句。
　　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曾在三刻钟之内，打死了二十二个；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五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
　　约莫隔了两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法官只问我们三句话，怎么可以做起诉书的呢？可以的！原文虽然不在手头，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条目已经忘记了——‘……Ｃｈ……Ｈ……所组织之木刻研究会，系受共党指挥，研究普罗艺术之团体也。被告等皆为该会会员，……核其所刻，皆为红军军官及劳动饥饿者之景象，借以鼓动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之一日。……’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审判庭。庭上一字儿坐着老爷五位，威严得很。然而我倒并不怎样的手足无措，因为这时我的脑子里浮出了一幅图画，那是陀密埃（ＨｏｎｏｒéＤａｕｍｉｅｒ）的《法官》，真使我赞叹！
　　审判庭开后的第八日，开最后的判决庭，宣判了。判决书上所开的罪状，也还是起诉书上的那么几句，只在它的后半段里，有——
　　‘核其所为，当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条，刑法第×百×十×条第×款，各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特依××法第×千×百×十×条第×款之规定，减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判决书送到后十日以内，不服上诉……’云云。
　　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
　　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单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都还是轻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
　　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栊的一个年青的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呵，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在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指头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于忘却！使我苦痛！……然而，入狱的原因，直到我出来之后才查明白。祸根是在我们学生对于学校有不满之处，尤其是对于训育主任，而他却是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要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就把仅存的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抓了去做示威的牺牲了。而那个硬派卢那却尔斯基为红军军官的马褂老爷，又是他的姐夫，多么便利呵！
　　写完了大略，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心里不禁渐渐地冰凉了起来。然而我自信自己还并不怎样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凉起来了……愿你的身体康健！
　　　　　　　　　　　　　　　　　　　　　　　　　　　　　　　　人凡
　　　　　　　　　　　　　　　　　　　　　　　　　　　　四月四日，后半夜。


［啃咸菜者言］
　　因为解放后大陆政治上出现了种种问题，有些人就误以为国民党是什么好东西了。看看上面的这封信，希望这些人能清醒清醒。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是儒教误国的问题，只要文化不变革，换谁上台最后都会按老一套来实施统治，搞一万次革命也不行。




十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何况花样繁多，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看发有长短，长看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

［啃咸菜者言］
　　满人入关，剃发留辫本是种族压迫的产物，但汉人相沿成习，也就爱上了剃发留辫。可见暴力这玩艺在不长进的人民那里，最后也能成为大家热爱的对象的。强奸一个女人，强奸一次叫暴徒，强奸一千次就叫老公。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啃咸菜者言］
　　吴稚晖关于“老太婆”的笑话确实并不可笑，他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章太炎晚年转向，趋于保守，甚至不愿谈自己青壮年时代的革命业绩了。中国进步之难，从一个人的思想变化上也可以看出。




　　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啃咸菜者言］
　　鲁迅自云他的剪辫“毫不含有革命性”，只是为了方便。这不一定是实话，但至少可以看出鲁迅并不把剪了一条有形有辫子看得那么重，最重要的革命应该是剪掉思想上的“辫子”。
　　这思想上的“辫子”，是很难剪掉的。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还有许多“辫子”没有剪掉。比如高考，明显就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残余，这就是大家思想上的一根“辫子”。什么时候能剪掉呢？天晓得！
　　中国确实在进步，但中国想进步到美国的那个样子，照今天的这个速度，大概至少还要两百年。真到了两百年之后，中国还存不存在呢，会不会早就被人灭掉了呢？难说。




十三、续记


   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写过一篇序，且又发表了，所以在现在或到那时，我都有指明真伪的义务和权利。

［啃咸菜者言］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看看这个史济行，利用鲁迅对白莽的感情来骗鲁迅的文稿，方法不可谓不巧妙啊。
　　中国从来法律不健全，污七八糟的事总是很多。现在当然要好一点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观。

《且介亭杂文附集》




一、“立此存照”（一）



　　海派《大公报》的《大公园地》上，有《非庵漫话》，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题为《太学生应试》，云：“这次太学生应试，国文题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理科的是《拟南粤王复汉文帝书》，并把汉文帝遗南粤王赵佗书的原文附在题后。也许这个试题，对于现在的异动，不无见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学生对于这两个策论式的命题，很有些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位太学生在试卷上大书：‘汉文帝三字仿佛故识，但不知系汉高祖几代贤孙，答南粤王赵他，则素昧生平，无从说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见。’某试官见此生误佗为他，辄批其后云：‘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题后，并未作文，仅书‘若见美人甘下拜，凡闻过失要回头’一联，掷笔出场而去。某试官批云：‘闻鼓鼙而思将帅之臣，临考试而动爱美之兴，幸该生尚能悬崖勒马，否则应打竹板四十，赶出场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资谈助者。”
　　寥寥三百余字耳，却已将学生对于旧学之空疏和官师态度之浮薄写尽，令人觉自言“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者，诚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国文亦良难：汉若无赵他，中华民国亦岂得有“太学生”哉。

［啃咸菜者言］
　　嘲笑考生的不通，是中国人的老传统，是科举时代的产物之一，一来可以显示官员阶级知识之丰富，二来可以表现世风之日下，后学之无文。
　　有考得上的，就有考不上的，考大学水平不行，到社会上工作可能正是一个好手。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呢？再说，知道赵佗不是赵他，我们就能得诺贝尔奖了？
　　记者自己也把“大学生”，误写成了“太学生”，这样看来，考生们出的问题就更不值得嘲笑了。



二、“立此存照”（二）


　　《申报》（八月九日）载本地人盛阿大，有一养女，名杏珍，年十六岁，于六日忽然失踪，盛在家检点衣物，从杏珍之箱箧中发现他人寄与之情书一封，原文云：“光阴如飞的过去了，倏忽已六个月半矣，在此过程中，很是觉得闷闷的，然而细想真有无穷快乐在眼前矣，细算时日，不久快到我们的时候矣，请万事多多秘密为要，如有东西，有机会拿来，请你爱惜金钱，不久我们需要金钱应用，幸勿浪费，是幸，你的身体爱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开门，我多看见你芳影，很是快活，请你勿要想念，再会吧，日健，爱书，”
　　盛遂将信呈交捕房，不久果获诱拐者云云。
　　案这种事件，是不足为训的。但那一封信，却是十足道地的语录体情书，置之《宇宙风》中，也堪称佳作，可惜林语堂博士竟自赴美国讲学，不再顾念中国文风了。
　　现在录之于此，以备他日作《中国语录体文学史》者之采择，其作者，据《申报》云，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号协盛水果店伙无锡项三宝也。

［啃咸菜者言］
　　林语堂之流，一天到晚讲性灵，讲幽默，提倡“语录体”，自以为很高雅，很与众不同，其实只要是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又真能有多少区别呢？就拿高雅不凡的“语录体”来说，信手拈来的一封民间的情书就已经是“语录体”的范本了，士大夫之流还一定要高雅，不可笑吗？
　　少来一点高雅的文化，多来一点文艺的大众化，这永远是中国人进步的方向。




三、“立此存照”（三）


　　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我们的爱国者，往往勃发了义愤。

［啃咸菜者言］
　　西方一些人误以为自己这个人种就比别的人种天生优越，这当然是蠢货。朝鲜战争中，我们就让西方的那些蠢货们结结实实地吃了一个大亏。
　　不过，中国的蠢货们与外国人当中的蠢货是没有多少区别的。有一年，我们的蠢货们拍了一个广告，天天在中央台播。画面上是一群野蛮的非洲人在追逐一个漂亮高雅的中国女孩。多了不起啊，自从进入“盛世”以后，我们在人种上已经得到了欧美人的待遇了，要在非洲的海边被野人追杀了！实际上这只是自己精神上的手淫吧，你以为西方的蠢货们看我们中国人会比他们看非洲人更高一个档次吗？
　　不过西方人的可贵之处是他们有反省精神，今天在西方，有种族歧视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在西方种族歧视已经成了一条很严重的罪状，反种族歧视是西方政治正确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中国，我们的蠢货们他们的心理却并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是像阿Ｑ一样，为城里人错误地把“长凳”叫做“条凳”而沾沾自喜。随着“盛世”的到来，他们的队伍还有日渐壮大的趋势。
　　没有自信的人，区分不了别人的批评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他们只要一听到别人批评他，他就一下蹦起来了。这样的事现在也还是经常发生。孟广美做谈话节目的时候说了大陆的几个缺点，结果一下子炸了锅，我们的“爱国精英”们一下子全蹦起来了。有缺点，别人给你指出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改了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蹦起来呢？这是我们中国的蠢货们没有自信的一个表现。
　　但孟广美毕竟还是一个中国人，她骂了两句中国人还不算是最热闹的时候，除了骂汉奸、骂婊子，“爱国志士”们没法再继续上纲上线了。最热闹的时候是西方的蠢货们隔靴搔痒地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最先跳起来、最激烈的“爱国志士”们，其实也是一群蠢货，中国的蠢货和西方的蠢货掐架，那才是最热闹的时候。




    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


［啃咸菜者言］
　　所谓“辱华片”的导演实际上对中国的所谓舆论毫不在意，原来我们的蠢货们忙了半天都是白忙了，人家根本就没拿你当根葱。




    况且我们其实也并无什么好的人事给他看。我看过关于冯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阅前一天的，十九日的报纸，也没有什么体面事，现在就剪两条电报在这里：“（北平十八日中央社电）平九一八纪念日，警宪戒备极严，晨六时起，保安侦缉两队全体出动，在各学校公共场所冲要街巷等处配置一切，严加监视，所有军警，并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气颇呈紧张，但在平安中渡过。”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专电）本日傍晚，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跳下一天，二十日的报上的电报：“（丰台十九日同盟社电）十八日之丰台事件，于十九日上午九时半圆满解决，同时日本军解除包围形势，集合于车站前大坪，中国军亦同样整列该处，互释误会。”再下一天，二十一日报上的电报：“（北平二十日中央社电）丰台中日军误会解决后，双方当局为避免今后再发生同样事件，经详细研商，决将两军调至较远之地方，故我军原驻丰台之二营五连，已调驻丰台迤南之赵家村，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
　　我不知道现在冯史丹堡在那里，倘还在中国，也许要错认今年为“误会年”，十八日为“学生造反日”的罢。

［啃咸菜者言］
　　日本人已经到了北京丰台，我们“领导”们还要说这是两国的“误会”，要“敦睦”，学生们要游行请愿，“领导”们倒是如临大敌。
　　中国最大的祸害永远不是外患，中国最大的祸害永远是我们那些狗娘养的“领导”。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啃咸菜者言］
　　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就是卖国，这些善于自欺并想以此欺人的蠢货还是很多啊。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要学会自省，有自省能力的人才能不卑不亢、不断进步。没有自省能力的人，既容易对别人的批评大发雷霆，也容易在别人的物质文明面前卑恭屈膝。




四、“立此存照”（四）


　　近年的期刊有《越风》，撰人既非全是越人，所谈也非尽属越事，殊不知其命名之所以然。自然，今年是必须痛骂贰臣和汉奸的，十七期中，有高越天先生作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第一节之末云：“明朝颇崇气节，所以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的多不胜计，实为我汉族生色。但是同时汉奸贰臣，却也不少，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这两个没廉耻的东西，我们今日闻名，还须掩鼻。其实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汉奸的下场尚且如此，许多次等汉奸，结果自更属可惨。……”
　　后又据《雪庵絮墨》，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之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之《贰臣传》之首，于是诫曰：“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亦当憬然而悟矣。”
　　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我觉得颇费唇舌。
　　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啃咸菜者言］
　　爱国这样的事情上，是不好算个人的帐的，一个人为自己的族群而牺牲，这是几十万年来一种自然产生的人类行为方式。虽然这不一定是一种本能，但它在人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有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儒教徒因为自身的卑鄙，因为早已习惯于算自己的那一笔小帐，所以他们是不能理解爱国这种人类的伟大精神的。
　　还有更可恶的，就是叫别人去为国牺牲，而自己则躲在大后方，大发国难财，这是儒家诸人的老例了。



五、“立此存照”（五）


　　《社会日报》久不载《艺人腻事》了，上海《大公报》的《本埠增刊》上，却载起《文人腻事》来。“文”“腻”两音差多，事也并不全“腻”，这真叫作“一代不如一代”。但也常有意外的有趣文章，例如九月十五日的《张资平在女学生心中》条下，有记的是：“他虽然是一个恋爱小说作家，而他却是一个颇为精明方正的人物。并没有文学家那一种浪漫热情不负责任的习气，他之精明强干，恐怕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个来吧。胖胖的身材，矮矮的个子，穿着一身不合身材的西装，衬着他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一手里经常的夹着一个大皮包，大有洋行大板公司经理的派头，可是，他的大皮包内没有支票账册，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
　　原意大约是要写他的“颇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画出了开乐群书店赚钱时代的张资平老板面孔。最妙的是“一手里经常夹着一个大皮包”，但其中“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都是可以赚钱的货色，至于“没有支票账册”，就活画了他用不着记账，和开支票付钱。所以当书店关门时，老板依然“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而有些卖稿或抽板税的作者，却成了一付尖尖的晦气色的面孔了。

［啃咸菜者言］
　　在中国写言情小说，是和帮着别人手淫差不多的行当。张资平这种人天天三角恋爱四角恋爱的，人品是高不到哪里去的。
　　写男女之情，还是外国人写得好。看看杜拉斯的《情人》，多细腻，多深刻。中国的小说比不了。




六、“立此存照”（六）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新正，张献忠之一股陷安徽之巢县，秀水人沈国元在彼地，被斫不死，改名常，字存仲，作《再生纪异录》。今年春，上虞罗振常重校印行，改名《流寇陷巢记》，多此一改，怕是生意经了。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元宵夜，月光澄湛，皎如白日。邑前居民神堂火起，严大尹拜灭之；戒市人勿张灯。时余与友人薛希珍杨子乔同步街头，各有忧色，盖以贼锋甚锐，毫无防备，城不可守也。街谈巷议，无不言贼事，各以‘来了’二字，互相惊怖。及贼至，果齐声呼‘来了来了’：非市谶先兆乎？”
　　《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实写；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贼”即民耳，故逃与追不同，而所喊的话如一：易地则皆然。
　　又云：
　　“二十二日，……余……匿金身后，即闻有相携而蹶者，有痛楚而呻者，有襁负而至者，一闻贼来，无地可入，真人生之绝境也。及贼徜徉而前，仅一人提刀斫地示威耳；有猛犬逐之，竟惧而走。……”
　　非经宋元明三朝的压迫，杀戮和麻醉，不能到这田地。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而宋元明清之教养亦醒矣。

［啃咸菜者言］
　　中国儒家的所谓教化，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培养顺民，就是要让老百姓服从于强权。天下人都成了顺民，这个世界就很可怕。一来顺民是没有勇气和敌人战斗的，二来顺民是早已屈从于强权的，所以也是最容易当新主子的奴才的。
　　儒家那一套，最后就会搞成窝里斗，实在乱得不像样的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去当亡国奴。我们历史上都当过好多次亡国奴了，实际上我们不过都是些叛徒的后代而已。




七、“立此存照”（七）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看《申报》，遇到了《儿童专刊》，其中有一篇叫作《救救孩子！》，还有一篇“儿童作品”，教小朋友不要看无用的书籍，如果有工夫，“可以看些有用的儿童刊物，或则看看星期日《申报》出版的《儿童专刊》，那是可以增进我们儿童知识的”。
　　在手里的就是这《儿童专刊》，立刻去看第一篇。果然，发见了不忍删节的应时的名文：
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
梦苏

　　最近一个月中，四川的成都，广东的北海，湖北的汉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连续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侨民及水兵的被人杀害，国交显出分外严重的不安。
　　小朋友对于这种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国际的交涉，在非常时期，做国民的不可没有抗敌御侮的精神；但国交尚在常态的时期，却绝对不可有伤害外侨的越轨行动。倘若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因为被杀害的虽然是绝少数人，但会引起别国的误会，加重本国外交上的困难；甚至发生意外的纠纷，把整个民族复兴运动的步骤乱了。
　　这种少数人无意识的轨外行动，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我们当引为大戒。要知道这种举动，和战士在战争时的杀敌致果，功罪是绝对相反的。
　　小朋友们！试想我们住在国外的侨民，倘使被别国人非法杀害，虽然我们没有兵舰派去登陆保侨，小题大做：我们政府不会提出严厉的要求，得不到丝毫公道的保障；但总禁不住我们同情的愤慨。
　　我们希望别国人民敬视我们的华侨，我们也当敬视任何的外侨；使伤害外侨的非法行为以后不再发生。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这“大国民的风度”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同情的愤慨”，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啃咸菜者言］
　　在我们的一些领导看来，本国人民的性命向来是只值外人性命的一半的，或者就是一半也没有。因为死了几个本国人，那根本不会有任何麻烦，而死了一个外国人，可能就要有许多麻烦了。
　　这样的领导现在一样还有。许多外资企业在中国横行不法，欺压中国工人，甚至酿成一些血案，但我们的领导是什么态度呢？他们什么时候为我们下层的同胞说话了呢？




八、半夏小集


　　Ａ：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Ｂ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Ｂ：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Ａ：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Ｃ：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Ｃ太太：他竟毫不知道Ｂ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

［啃咸菜者言］
　　因为要抗日了，所以我就可以抢你的财产了，你还不能反对，你反对我就是反对抗日！
　　我们的领导同志们当年就是这样发国难财的。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啃咸菜者言］
　　汤恩伯驻防河南，成了老百姓口中“水旱蝗汤”四害之一。日本人打到河南的时候，我们的农民们拿起锄头帮助日本人打汤恩伯。可见，我们的领导那是比日本人还要可恨的东西！
　　宣传沦为异族奴隶的痛苦，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能把它变成本国的主子与外国的主人对民心的一种竞争。外国主子要反，本国的主子一样要反！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并不是第一次被人灭了，所以大家也都有经验了，像汪精卫，他就抢先去当汉奸了，因为早点去，正可以占个好位置，去迟了，大官就轮不上他了。除了汉奸以外，所谓逸民也是能捞到好处的，骂骂汉奸，保住自己一世清名，儿子一辈就可以继续读他们的四书五经，一样做官去了。
　　只有为国抗敌而死的人，算是白死了！
　　日本人打进来以后，我们的汉奸数量非常多，是日本人的好几倍，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只有不要脸的才能混得好，和平时期如此，乱世就更是如此。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啃咸菜者言］
　　一个民族有狮虎鹰隼的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民族像一大群癞皮狗，只能被全世界鄙视！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ＭｅｓＰｏｉｓｏｎｓ）；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啃咸菜者言］
　　中国的下流坯太多。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入一部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

［啃咸菜者言］
　　哈哈，鲁迅的刻薄真是名不虚传啊！




九、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啃咸菜者言］
　　胡风后来回忆说，这封回信是冯雪峰代写的，鲁迅当时病重，已经不能说话了。这应该是可信的。就从行文风格上也可以看出来。看这样几句：“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实际上是急急忙忙要封住别人的嘴，好像怕对方要为自己辩解一样，这样小气的说话方式，鲁迅是从来不用的。鲁迅从来都是高屋建瓴，气度从容，他从来不担心别人的反驳，甚至欢迎对方的反驳，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看不起这些对手。
　　苏联的托派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清楚，只是觉得他们还是很值得同情的。中国的托派，我是不喜欢的，因为他们的观点太迂腐。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和平变革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这个时候你上来反对暴力斗争，只是可笑而已。抗战即将爆发，共产党捐弃前嫌，暂时忘却血海似的深仇，要和国民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国民党作为我们的主子，当然不是个东西，但是亡了国，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好处，所以国民党在抗日这件事上肯定还是积极的，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打跑了外国侵略者，再来收拾我们本国的主子，这当然是个高明的计划，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反对者只是鼠目寸光吧。
　　托派本不值一驳，而本文说理却异常局促，确实不像是鲁迅手笔。另外，说对方的所作所为有背于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这就更不像是鲁迅说的话了，鲁迅从来不用道德之类的东西谴责别人，因为道德这个概念太含混，每个人的立场不同，他们所认定的道德也就会有所不同，谁比谁更有道德，从来就只是一个空话。




十、大小奇迹


　　元旦看报，《申报》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这回是“罗家伦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ＡＨｉｔｌｅｒ∶ＭｙＢａｔｔｌｅ），遂“摘录罗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以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至为适当。”
　　但即使不看译本，仅“由此处入手”，也就可以认识三种小“奇迹”，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中央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真是奇杀人哉！

［啃咸菜者言］
　　按希特勒的理论，黄种人最终当然是要为雅利安人让出生存的空间的。
　　但希特勒在我们黄种人当中偏偏就有许多崇拜者，这些崇拜者主要是我们的领导，因为他们很羡慕希特勒的那种专制独裁。




十一、登错的文章


　　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他们俩，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将，倘使少年们受了感动，要来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学校卒业之后，或进大学，再应文官考试，或进陆军学校，做到将官，于是武的呢，准备被十二金牌召还，死在牢狱里；文的呢，起兵失败，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么样呢？有历史在，恕不多谈。
　　不过这两位，却确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

［啃咸菜者言］
　　国家要亡了，就教育孩子们要为国牺牲。实际上这个国家要亡了，和孩子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成年人，守不住这个国家了，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反而让孩子们陷入战乱与死亡之中，不去检讨自己，倒反过来更卖力地教训孩子，有你们这么混蛋的成年人吗？
　　在外面受了气，就回家里骂儿子，是中国男人的常态。这样的荒唐事是由中国的纲常伦理决定的，中国男人是不会与上司或外敌发生剧烈冲突的，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回去责骂比他们地位更低下的孩子们。归根到底，这还是拜儒家等级制度之赐。
　　号召孩子们为国而死的人，我们应该把他们送到前线，请他们先去为国而死。
　　这些不要脸的！



十二、我的第一个师父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
　　其实，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名孩子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

［啃咸菜者言］
　　极低贱的人居然也能活着，这让中国人大感诧异，所以就误认为人越低贱越容易活下去。实际上，肯定有大量的低贱的人们死掉了，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当然长期在艰苦环境中生活，肯定也确实要比娇生惯养的人要容易存活一点。
　　中国人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低贱的名字，这在中国是古来如此的。我们有一个先人后禝的名字就叫“弃”，也就是“要丢掉的孩子”的意思，而且有学者考证说，“弃”这个字本身就是抛弃孩子的意思。因为女人都比较的贱，所以我们也有些人会给自己的心肝取一个女性化的名字，据说这样也可以长命。




    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为师，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这种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

［啃咸菜者言］
　　爱自己的孩子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因为自己的孩子身上有着自己的基因吧。
　　如何才叫真正爱孩子，这值得研究。搞一点迷信，如果说是为了表达父母的心情是可以的，但如果信以为真就不好了，就是愚昧了。




　　不过，现在法名还在，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惟一的记念。仔细一看，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中央一个太极图，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卷画，左右缀着极小的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胡的东西的。因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终于买了两面来，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然而我又想，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险的。

［啃咸菜者言］
　　毛泽东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
　　但这“认真”二字在中国是只能拿来对付鬼魅的。一来没人知道“认真”的标准在哪里，所以许多过分认真的人不过都是一些愚顽可笑的人罢了，就像我们的许多清官，他们也很认真，但他们越认真常常对这个世界的破坏就越大。二来一个人一认真，在中国可能就活不下去，就是在提倡“认真”的毛泽东的治下，不也是有许多认真的人死掉了吗？




　　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我是徒弟，他是师，决不能抗议，而在那时，也决不想到抗议，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是一位胖胖的师母，穿着玄色纱衫裤，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便是所谓“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恋爱”，这是现在的术语，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相好”。《诗经》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怎么久就有了的，然而后来好像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这且不管它罢。总之，听说龙师父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啃咸菜者言］
　　古印度的佛教徒是可以结婚的，也是可以吃肉的，不知为了什么，到了中国以后就变得不近人情了，既不能结婚，也不能吃肉了。看敦煌壁画，里面许多飞天之类都是露出乳房的，那是佛教刚传进来时候的样子。进了中原以后，这一切都看不见了。
　　禁欲是不好的，你看看《巴黎圣母院》里的副主教克洛德，就知道禁欲的人一般也是阴险狠毒的人。



　　自从《宇宙风》出世以来，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近几天才看见了“春季特大号”。其中有一篇铢堂先生的《不以成败论英雄》，使我觉得很有趣，他以为中国人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我们怎样来改悔这“惰性”呢，现在姑且不谈，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了我的师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从戏台逃下，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惰性”，崇拜起来，对于追兵，也像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不承认成功的英雄”了。在历史上，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所以活该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时的乡下人，却好像并没有“树威”，走散了，自然，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

［啃咸菜者言］
　　公开鼓吹要屈从于强权，这样的人，除了永生永世做奴才，他还能做什么呢？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舍在寺里，或是卖在寺里的；其余的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对我守着秘密，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他的父亲了。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啃咸菜者言］
　　找老婆并不是丑事，找了老婆却拚命想隐瞒就有点像是丑事了。好色不是罪过，明明好色，却假装比什么人都正经，这就可恨了。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经，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这时善男信女，多数参加，实在不大雅观，也失了我做师弟的体面。这怎么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样。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在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还有力，谁高兴死呢，于是仪式很庄严的进行，虽然两眼比平时水汪汪，但到两排艾绒在头顶上烧完，的确一声也不出。我嘘一口气，真所谓“如释重负”，善男信女们也个个“合十赞叹，欢喜布施，顶礼而散”了。

［啃咸菜者言］
　　教理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一种威胁。佛教是劝人向善的，但它并不只是劝善，它还告诉你，如果你不行善，你就会得什么样的报应。释迦牟尼庄严的法相后面，就是阴森的阿鼻地狱。任何一种道德都是由最不道德的力量支撑着的，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

［啃咸菜者言］
　　鲁迅把禁欲的后果描写得活灵活现。
　　我们为什么应该支持李银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禁欲会让整个民族变得乖戾、残酷，看看文革吧，那个时候是禁欲主义最盛行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人对人最残酷的时候。中国要想成为一个人性化的国家，就必须支持平民的性自由。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我们那里的阔人家，一有丧事，每七日总要做一些法事，有一个七日，是要举行“解结”的仪式的，因为死人在未死之前，总不免开罪于人，存着冤结，所以死后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这天拜完经忏的傍晚，灵前陈列着几盘东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盘，是用麻线或白头绳，穿上十来文钱，两头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结式之类的复杂的，颇不容易解开的结子。一群和尚便环坐桌旁，且唱且解，解开之后，钱归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结也从此完全消失了。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谁都这样办，并不为奇，大约也是一种“惰性”。不过解结是并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结，到地狱里去吃苦。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恰如我们的或亦不免偏爱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样。当鉴赏的时候，当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结子的是谁呢，男人不会，奴婢不会，有这种本领的，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没有文学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谓“时涉遐想”起来，至于心理状态，则我虽曾拜和尚为师，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细。只记得三师兄曾经不得已而分给我几个，有些实在打得精奇，有些则打好之后，浸过水，还用剪刀柄之类砸实，使和尚无法解散。解结，是替死人设法的，现在却和和尚为难，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么意思。这疑问直到二十年后，学了一点医学，才明白原来是给和尚吃苦，颇有一点虐待异性的病态的。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的报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学先生可还没有料到这一层。

［啃咸菜者言］
　　和尚也想女人，这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实在了解得不多。
　　虐待异性的心理，实际也是禁欲的后果之一。没有异性相伴，最后就会仇恨异性。西方的刑侦专家就认为那些残酷虐杀女性的男人，肯定都是在生活中没能够与女人建立起稳定关系的人，这是西方犯罪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按这个线索去抓罪犯准没错。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但要找寻三师兄，从此却艰难了一点，因为这位出家人，这时就有了三个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啃咸菜者言］
　　大笑！
　　“小菩萨哪里来！”

十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啃咸菜者言］
　　有政府的参与，这个文学就没法好起来。想要文学繁荣，就不能划框框。只要划了框，哪怕你的框再好，最后也要出问题。文革时候把鲁迅当成个框框，最后框出了个什么东西，大家都看到了。不是鲁迅这个框本身不好，而是因为文学的发展，它本身就是反对一切框框的。
　　不要害怕坏作品，坏作品它在人民那里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蹦跶不出什么玩艺，你就让它们自生自灭最好。



十四、难答的问题


    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武训先生》。它说他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脏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
　　这并不算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他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
　　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
　　“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啃咸菜者言］
　　办学校应该是政府的事，但中国的政府一向是只管自己捞钱的，没办法，那么教育这种事也就只好要靠人去当乞丐才能维持了。
　　办教育没钱，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当然更不是靠两个乞丐就能解决的问题。你把武训行乞办学这样的事告诉孩子想要干什么呢？




十五、“这也是生活”


　　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

［啃咸菜者言］
　　打工的活活累死，这在今天也时有发生。我们今天的血汗工厂，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工厂是一回事。当然血汗工厂它也还是工厂，比封建主义的人民公社之类还是要进步一点的。




　　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啃咸菜者言］
　　长期艰苦的工作、苦行僧般的生活，损害了鲁迅身体的健康。
　　这是鲁迅大病之后的一点感受。




　　记得前年，也在病后，做了一篇《病后杂谈》，共五节，投给《文学》，但后四节无法发表，印出来只剩了头一节了。虽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个“一”字，此后突然而止，并无“二”“三”，仔细一想是就会觉得古怪的，但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读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评家。于是有人据这一节，下我断语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现在也许暂免这种灾难了，但我还不如先在这里声明一下：“我的话到这里还没有完。”

［啃咸菜者言］
　　统治者的下流从这里也可见一斑。他们永远是怕别人说话的。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啃咸菜者言］
　　伟人崇拜是人类的迷信观念之一。伟人当然有比常人了不起的地方，但他们首先也只是一个人吧。
　　中国人是喜欢崇拜伟人的，这样的崇拜常常让我们堕入了英雄史观的泥淖之中。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啃咸菜者言］
　　要全面地看问题。




　　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仍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尤可惊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缥缈录》，把清朝的宫廷讲得津津有味的《申报》上的《春秋》，也已经时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点滴》里，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这也未必是因为我病后神经衰弱的缘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

［啃咸菜者言］
　　被别人打得受不了了，就派自己的女人们去和外国人睡觉，以免自己被杀掉，这个时候，他们就再也不提什么贞洁之类的事了。赛金花也不再是个婊子了，现在变成九天护国娘娘了。看来只有被外人痛打的时候，中国女人的地位才可能有一点提高。
　　这些不要脸的男人啊！
　　吃个西瓜也要想到爱国，这爱国在中国也太叫人恶心了。中国人是习惯于叫自己恶心的。一说到廉政，就叫人去做孔繁森，如果做个清官要做到卖血，这样的清官不做也罢。一说到孝心，就是“王祥卧冰”、“孟宗哭竹”，或者是“郭巨埋儿”，当孝子要当到冻死或者是埋掉自己的儿子，这叫什么鸡巴孝心？现在我们是盛世了，现在我们又有了新花样了，有一年我听到一首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恋人跟别人跑了，还能这么宽厚，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事，但以咸菜之卑鄙，我想我是决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以小人之心度一下众人之腹，大概大多数人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爱情当然伟大，但爱一个人要爱到祝对方在别人怀抱里过得更好，这样的爱情就有点恶心了。
　　爱国啦，廉政啦，孝顺啦，爱情啦，本来都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可是我们有些人就是有本事让这些事全都变得无比恶心。了不起啊！



十六、女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地方，无论为那一样都可以用。

［啃咸菜者言］
　　鲁迅当然爱故乡，但他从来也不喜欢故乡的那些人。实际上全国的人都是差不多的，说一个地方的人就比另一个地方的人高尚，这都是假话。




　　“女吊”也许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话，只好说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实，在平时，说起“吊死鬼”，就已经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为投缳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有一种蜘蛛，用一枝丝挂下自己的身体，悬在空中，《尔雅》上已谓之“蚬，缢女”，可见在周朝或汉朝，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时不称它为男性的“缢夫”或中性的“缢者”。不过一到做“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我们便能在看客的嘴里听到“女吊”的称呼。也叫作“吊神”。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但为什么这时独要称她“女吊”呢？
　　很容易解：因为在戏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现了。

［啃咸菜者言］
　　上次看个材料，说是中国女性的自杀比例要比男人高四倍，而且这些女性主要是农村女性。而在外国，一般都是男性的自杀比例比女人高。
　　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男人的福气了。他们受了气的时候，还是有地方发泄的，就是去折磨女人们。而女人们受了气，就无处可以发泄了，就只好死掉算了。这是古来如此的。
　　一个国家自杀人数异常增高的时候，一般就意味着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个社会已经让人无法再生活下去了，这个自杀的指数，常常是大规模社会动荡将要来临的一个指针。所以平时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指数的变化情况，这对我们预知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有作用的。




　　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啃咸菜者言］
　　演大戏，这是乡村的节日。
　　有趣啊！




　　这一种仪式，就是说，种种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但人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深知道理，这一夜决不丝毫作怪。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人事之中，夹以出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死在考场里的），虎伤鬼……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去扮，但这种没出息鬼，愿意去扮的并不多，看客也不将它当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时分——“跳”是动词，意义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中央的横梁上，原有一团布，也在这时放下，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褌，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也如结网，在这上面钻，挂。他用布吊着各处：腰，胁，胯下，肘弯，腿弯，后项窝……一共七七四十九处。最后才是脖子，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两手扳着布，将颈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连戏时，独有这一个脚色须特请专门的戏子。那时的老年人告诉我，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也许会招出真的“男吊”来。所以后台上一定要扮一个王灵官，一手捏诀，一手执鞭，目不转睛的看着一面照见前台的镜子。倘镜中见有两个，那么，一个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假鬼一落台，就该跑到河边，洗去粉墨，挤在人丛中看戏，然后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会在戏台上吊死；洗得慢，真鬼也还会认识，跟住他。这挤在人丛中看自己们所做的戏，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历一样，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

［啃咸菜者言］
　　很有趣的民俗。很值得用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下。



　　老年人告诉我说：古时候，是男女一样的要上吊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才少有男人上吊；而且古时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处，都可以吊死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致命处才只在脖子上。中国的鬼有些奇怪，好像是做鬼之后，也还是要死的，那时的名称，绍兴叫作“鬼里鬼”。但男吊既然早被王灵官打死，为什么现在“跳吊”，还会引出真的来呢？我不懂这道理，问问老年人，他们也讲说不明白。

［啃咸菜者言］
　　女人自杀的比男人多，这本来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一个结果，这本来并不难理解。可是你看看我们中国人又是怎么解释这种现象的呢？这样一解释，全社会对女性的残酷压迫就根本看不出来了。




　　而且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绍兴煮饭，多用铁锅，烧的是柴或草，烟煤一厚，火力就不灵了，因此我们就常在地上看见刮下的锅煤。但一定是散乱的，凡村姑乡妇，谁也决不肯省些力，把锅子伏在地面上，团团一刮，使烟煤落成一个黑圈子。这是因为吊神诱人的圈套，就用煤圈炼成的缘故。散掉烟煤，正是消极的抵制，不过为的是反对“讨替代”，并非因为怕她去报仇。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是没有出息的，被强者欺负了，不敢反抗，只好自己自杀了。中国的鬼是中国人想像出来的东西，当然也不会有出息。中国的鬼是不常去杀恶人的，中国有句俗语，就叫“鬼怕恶人”，中国的鬼最喜欢干的是“找替代”，也就是再找一个弱者，然后害死他。
　　一个民族没有与强者抗争的勇气，而只能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这个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
　　说句偏激的话，从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活不下去了，就去杀那些强者，这比自杀有意义得多！




十七、《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这一卷里，几乎全是关于文学的论说；只有《现实》中的五篇，是根据了杂志《文学的遗产》撰述的，再除去两篇序跋，其余就都是翻译。
　　编辑本集时，所据的大抵是原稿；但《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却是由排印本收入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一篇，既系摘译，又好像曾由别人略加改易，是否合于译者本意，已不可知，但因为关于艺术的只有这一篇，所以仍不汰去。
　　《冷淡》所据的也是排印本，本该是收在《高尔基论文拾补》中的，可惜发见得太迟一点，本书已将排好了，因此只得附在卷末。
　　对于文辞，只改正了几个显然的笔误和补上若干脱字；至于因为断续的翻译，遂使人地名的音译字，先后不同，或当时缺少参考书籍，注解中偶有未详之处，现在均不订正，以存其真。
　　关于搜罗文稿和校印事务种种，曾得许多友人的协助，在此一并志谢。

［啃咸菜者言］
　　鲁迅的用语是冷静的，但心里却滴着血！
　　纪念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瞿秋白！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十八、《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这一卷所收的，都是文学的作品：诗，剧本，小说。也都是翻译。
　　编辑时作为根据的，除《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的残稿外，大抵是印本。只有《没工夫唾骂》曾据译者自己校过的印本改正几个错字。高尔基的早年创作也因为得到原稿校对，补入了几条注释，所可惜的是力图保存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的原稿终被遗失，印本上虽有可疑之处，也无从质证，而且连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样了。
　　译者采择翻译的底本，似乎并无条理。看起来：大约一是先要能够得到，二是看得可以发表，这才开手来翻译。而且有时也许还因了插图的引动，如雷赫台莱夫（ＢＡＬｅｋｈｔｅｒｅｖ）和巴尔多（ＲＢａｒｔｏ）的绘画，都曾为译者所爱玩，观最末一篇小说之前的小引，即可知。所以这里就不顾体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图画，也全数插入，——这，自然想借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但也有些所谓“悬剑空垅”的意思的。至于关于辞句的办法，却和上卷悉同，兹不赘。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编者。

［啃咸菜者言］
　　热爱鲁迅！热爱秋白！
　　热爱一切热爱正义与真理的人们！




十九、死


　　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怕不怕死？当然不怕死！朝鲜战场上，我们是什么武器？敌人是什么武器？我们照样把美国佬打得满地找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机智与勇敢！
　　但老百姓也不是傻瓜，他们也不会随随便便地死掉，他们至少要知道死得值不值。
　　咸菜以前曾和一个老干部住隔壁，打孟良崮的时候他当营指导员，很威风的。咸菜没事就喜欢和他聊当年打仗的事。他对我说：国民党的兵在国民党那边怕死得要命，可是到了共产党这边却和大家一样勇敢。为什么呢？国民党那边的领导排长以上就可以开小灶，带小老婆，当兵的是抓来的，打起仗来，领导同志就踢着别人的屁股叫大家往上冲，自己躲在后面。在这样的军队里，当兵的能勇敢吗？可见勇敢不勇敢不是人的本性，这是要看环境的。
　　有一年，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起今天军队里的种种黑幕，我只能喟然长叹了。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军队还能打仗吗？你以为当兵的都是傻瓜？你以为他们会糊里糊涂地就去牺牲？



　　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啃咸菜者言］
　　穷人是不怕死的。穷人没有多少好失去的东西。马克思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句话永远是对的。
　　一个政府不关心弱势群体，就等于自杀。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

［啃咸菜者言］
　　以为宗教能净化权贵们的精神，这只是一种幻想。耶酥说：富人想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但富人们并不这样想，他们倒以为那个“针眼”可能是某一座华丽拱门的名字也不一定。
　　富人信了宗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做个混蛋。




　　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啃咸菜者言］
　　宗教也可以让一帮小康的人们，安于现状。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啃咸菜者言］
　　鬼神世界本来就是人们想像出来的，它的本质与现世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唐僧到了西天，没有准备“人事”，阿傩、伽叶就不肯“白手传经”，就是这个道理。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啃咸菜者言］
　　年轻的时候可能许多人都研究过生死的问题。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Ｓ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Ｄ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Ｄ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Ｘ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啃咸菜者言］
　　一个伟大的生命不久于人世了。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啃咸菜者言］
　　鲁迅遗嘱值得多读读，这不仅是留给他的亲人的。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啃咸菜者言］
　　宽恕是有条件的。一是这些下流坯必须已经被打倒了，没有势力了；二是他们自己已经忏悔了。
　　没有这两条，有什么可宽恕的？！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啃咸菜者言］
　　谁也不知道，但谁都要经历这一遭。




二十、文人比较学


　　《国闻周报》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国学珍本丛书》的误用引号，错点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编”的施蛰存先生来答复了，承认是为了“养生主”，并非“修儿孙福”，而且该承认就承认，该辨解的也辨解，态度非常磊落。末了，还有一段总辨解云：“但是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中国的文人们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
　　但一面也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啃咸菜者言］
　　错了就错了，有什么好辩解的呢？偷了东西，却说：“我比别人好多了，他们还杀人呢！”
　　这也太可笑了吧。也难怪鲁老爷子要生气。




二十一、《苏联版画集》序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回虽然已是复制了，但大略尚存，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啃咸菜者言］
　　这是对苏联版画艺术的赞美，也是对人类所有优秀艺术作品的赞美。



二十二、后记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两本，由先生自己于三五年最末的两天编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标明格式。这，或者因为那时总不大健康，所以没有能够做到。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
　　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所以就不自量其浅陋，和排印，装订的草率，急于出版的罢。
　　这里重承好几位朋友的帮助，使这集子能够迅速付印。又蒙内山先生给予便利，得以销行，谨当深深表示谢意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记。

［啃咸菜者言］
　　这个后记可是许广平先生为我们写的了！
　　斯人已逝，如苍生何？
　　痛哭！

《集外集》



一、序言


　　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年纪一大就要摆架子，要摆架子就不能让人看见自己年轻幼稚时的模样，所以他们就“悔其少作”了。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一个人你不论再摆多大的架子，我们也知道你一定不会天生就出口成章的。
　　有很多年，毛泽东的著作只有选集，为什么？我想还是为尊者讳吧，怕把毛泽东不成熟的文章拿出来给人看了以后会减低大家对毛泽东的尊敬。这种做法是造神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是不好的。




　　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啃咸菜者言］
　　鲁迅年轻时也有抄袭之作啊，不过我想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了。
　　鲁迅年轻时，正是辛亥革命的高潮时期，年轻人是以慷慨激昂为荣的。那时候革命党人搞的革命活动今天看起来纯粹就是一些恐怖主义的活动。恐怖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恐怖主义是革命者对自己的力量不自信的一种反映，也是思想幼稚的一个表现。鲁迅对这样的东西应该还是有警惕性的，当时有人让鲁迅回国进行暗杀活动，鲁迅拒绝了，我想这是对的，这表明鲁迅当时的思想就比别人成熟。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在《热风》里，漏落，还是故意删掉的呢，已经记不清，幸而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啃咸菜者言］
　　鲁迅对徐志摩从来就没有好感。所谓小资不过是社会上的一种自以为是的垃圾罢了。中国的小资文化源源不绝，这是专制的产物。在残忍的专制之下，只有无是非无特操的小资才能有滋有味的生存。小资们喜欢模仿西方，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西方文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首先是一种平民文化。我们的所谓小资更多的带有封建贵族的气味，他们虽然叫小资产阶级，而实际上和资产阶级是毫无关系的。小资对西方的模仿实际上只是为了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大背景下表现自己的优越而已。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哪里会有什么资产阶级呢？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啃咸菜者言］
　　从文化传播角度来说，一个人接受别人的思想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的。同样去听鲁迅的演讲，我想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别人所理解的“鲁迅”与鲁迅自己所认同的“鲁迅”一定也是不一样的。
　　各取所需，是人类接受新思想的一种常态。



二、“说不出”


　　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啃咸菜者言］
　　孔夫子是个老滑头，老子就更是一个老滑头。这一点，你看看“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就可以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是一些骗鬼的东西罢了。




三、“音乐”？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不，“都是音乐”，是听到了音乐先生的音乐：“……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我深信……”

［啃咸菜者言］
　　当文学创作的源泉枯竭时，神秘主义就诞生了。当年庄周老人家让我们走向旷野去聆听“天籁”，说实话，可能是咸菜没有这个慧根吧，我是从来也听不到这样的“天籁”的，而且我还总是怀疑那些自称能听到“天籁”的人很可能都是些骗子。
　　现在我们的“诗哲”徐志摩又要我们去听整个宇宙的音乐，去听那些“无音的乐”，我只能对他说一句：“去你妈的，少跟我装Ｂ！”




四、《穷人》小引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啃咸菜者言］
　　儒教表面是强调对自身的反省的，“吾日三省吾身”啦，“慎独”啦，包括后来林彪说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啦。但实际上儒教是最没有自省精神的一种思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儒家从来没有从人的本质上认定人性的恶，儒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善的，儒家诸人在自我反省的同时，内心是洋洋自得的：“你看，我现在又回归人性的善了！”
　　陀思妥夫斯基对人类本性的认识比中国人就要深刻得多。他对人类心灵的丑恶、社会的荒诞及人类的苦难，有非常深刻的表达。陀思妥夫斯基，他让全人类喘不过气来。




五、爱之神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啃咸菜者言］
    有些人老在鼓吹爱情啊爱情啊，爱情当然好，爱情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大家都喜欢，但也要知道，爱情不是万能的，比如对社会的黑暗，爱情它就无能为力。而且爱情本身也是有阶级性的，人总是按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去找自己的爱人的，太空中的纯洁的爱，到哪里去找呢？




六、渡河与引路


   我看《新青年》的内容，大略不外两类：一是觉得空气闭塞污浊，吸这空气的人，将要完结了；便不免皱一皱眉，说一声“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开辟一条活路。假如有人说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那是极确的真话；我们不必和他分辩，说是皱眉叹气，更为好看。和他分辩，我们就错了。一是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于是凭着良心，切实寻觅，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转身，脱了危险，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

［啃咸菜者言］
　　据说乌鸦是动物界里的预言家，它一叫就意味着要死人了。能预言当然是个了不起的大本事了，但它实在是不讨人喜欢的，因为它的叫声实在太难听了，让人一听就心里发慌。
　　一个时代的预言家也是如此的，他们总是像一只阴郁的黑色的乌鸦，在一片繁华中给我们的世界带来未来的残杀与死亡的消息。
　　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消息，但这样的消息却常常是要变成现实的。



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啃咸菜者言］
    见车要翻了，鲁迅不是一个硬扶的人，在他看来，让人翻一次，比什么样的说教都好。值得大家深思啊。




七、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啃咸菜者言］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极其有限的，有那么几年大家喜欢喊理解万岁，这倒正是证明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之深。
    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标榜“仁者爱人”这句话，可实际上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有的对他人的痛苦能够漠然视之的一个种群。看看我们的身边就知道了，一个方面是毫无意义的奢侈腐化，一个方面是极度的贫穷与苦难。而最为可怕的是，几千年来，大家对这样的事早就已经麻木了。大家都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穷，大家就把这归之于他自身道德的败坏。而实际上，大多数的穷人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些普通的、善良的人而已，他们穷苦的原因并不是自身的自甘堕落，他们穷苦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社会的不公正，以及权贵的压迫与欺骗。
　　今天的经济繁荣主要是穷苦勤劳的人们创造的，但在生活中他们并没有分享到经济繁荣的好处。有人一讲到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就高兴得眉飞色舞，把它当成是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最大优势。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呢？让自己的同胞处于如此穷困的境地，这只能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吧。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啃咸菜者言］
　　汉字过于繁难，许多劳动人民没有文化，这是劳动人民遭受压迫与欺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文化最大的成果就是成功地从精神上控制了千千万万的穷人。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啃咸菜者言］
　　到底是鲁迅太阴暗了，还是这个世界太残酷了呢？
　　一直到今天这也还是仁者见仁吧。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Ｐｅｎｎａｍｅ）；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啃咸菜者言］
　　再看看鲁迅的自叙传略吧。




八、烽话五则


　　父子们冲突着。但倘用神通将他们的年纪变成约略相同，便立刻可以像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啃咸菜者言］
　　有的时候，代沟的存在是因为时代变化的缘故，有的时候，代沟的存在却也不是因为新的一代比老的一代先进，而是因为新的一代和老的一代一样混蛋。




　　伶俐人叹“人心不古”时，大抵是他的巧计失败了；但老太爷叹“人心不古”时，则无非因为受了儿子或姨太太的气。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历来喜欢大叹“人心不古”，好像大家都已经对现实不满，要改革了。听见这样的话，也要小心，因为这些“大叹”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好人。只要是自己没有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中国人都是要大叹一番的。有些人哪怕刚刚吃过了人，满嘴还滴着血，他也是可以大叹“人心不古”的，比如，他会抱怨今天的人肉没有以前的人肉嫩了之类的。



  

　　电报曰：天祸中国。天曰：委实冤枉！

［啃咸菜者言］
　　当年军阀打仗，总要通电一番，说点“天祸中国”之类，然后开打。这样就是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也不是自己的过错了，那都是“老天”的过错了。
　　中国的“老天”是常常要做替罪羊的。
　　大跃进饿死了许多人，明明是人祸，但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叫它“三年自然灾害”。看来让老天当替罪羊的做法就是到了解放后也是没有彻底根绝的。




　　精神文明人作飞机论曰：较之灵魂之自在游行，一钱不值矣。写完，遂率家眷移入东交民巷使馆界。

[啃咸菜者言]
　　列子御风而行，旬有五日而后返，比今天的飞机厉害多了。可庄子还是看不起他，认为他未能臻于至善。庄子认为只有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的遨游，也就是所谓“逍遥游”才最可贵，因为这种精神的遨游是不需要依赖任何物质条件的。
　　今天的得道之人看不起飞机和飞船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祖师爷就是看不起形而下的物质上的成就的。
　　只是古往今来，这些高逸的人们，在趋利避害方面，动作是比谁都要快的。




九、哭范爱农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

[啃咸菜者言]
    人在社会面前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举世皆醉，又怎能唯我独醒呢？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啃咸菜者言]
　　青春已逝，雄心不再，盛宴杯残，悲歌盈耳，身如轻尘，欲哭无声。一恸！




十、备考：自传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啃咸菜者言]
　　鲁迅一生都在和庸俗、下流与罪恶做斗争。有人说鲁迅是亲共的，所以就缺乏了客观性。这话是不对的，国民党大杀进步青年，难道还要我们对国民党歌功颂德才叫客观吗？




十一、流言和谎话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啃咸菜者言]
　　杨荫榆说她“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这我是相信的。但一个人光有一个“志”是不够的，光有一个“勤”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看看她立的是什么志，如果她立的“志”只是为旧的体制服务的，如果她立的“志”本质上是一种残害青年的思想，那么她越是勤劳，对这个社会的破坏就越大。




十二、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的梦想是很多的，但总是鬼打墙一样，老在一个地方转悠，走不出一条进步繁荣的大道来。
　　也许中国人的梦想本身就是一种黑暗吧。




十三、斯巴达之魂


　　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摸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啃咸菜者言]
　　人人都有年轻的时候，这是鲁迅在1903年写下的一段话，慷慨悲歌，大有决心马革裹尸的豪情。




十四、桃花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啃咸菜者言]
　　说话要小心。
　　在中国做人难啊。


十五、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啃咸菜者言]
　　孔夫子说：君子群而不党。这句话很好。孔夫子确实说过许多很好听的话，比如这一句。
　　只是在中国是很难有这样的君子的。中国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拉帮结派。不管在哪里，都要靠关系。什么关系呢？同乡啦，同学啦，战友啦，如此等等。没有关系，你死了也没人管你，有关系，就可以毫无原则，就可以狼狈为奸。
　　这样的习气也被带到了革命之中。比如苏区残酷的肃反，就是一些人拉帮结派的结果。
　　国民党当然不是东西，但激进革命的共产党内又何尝是一片净土呢？
　　有些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跟定一个党的做法，哪怕这个党犯再大的错，他也要坚决执行。这样的人是不会矛盾彷徨的。
　　偌大中国，只有一个鲁迅，孤独地站立在那里。坦白地承认自己不知道走哪条路才好。
　　他有武器，却不知道应该和谁作战。
　　他只能在虚空中和空气作战了。


十六、题三义塔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啃咸菜者言]
　　日本发动了战争，最终自己也遭了殃，日本人当中不是没有聪明人，实际上一直都有人是反战的。但有什么用呢？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悲剧，也是日本人的悲剧。
　　总有一天，两国的聪明人会携起手来，让我们两国真正地做上互利互惠的好邻居。



十七、通信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啃咸菜者言]
　　最早觉醒的人，只能自娱自乐地大喊大叫一通，在社会上是没有人把你当回事的，所以你很难知道谁才是你的敌人。
　　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是谁，我想决不会是孤立的人，而只能是旧的思想观念。



十八、通信2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啃咸菜者言]
　　今天中国的许多教授只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人，只是靠着死读了几本书，然后规规距距地当上若干年的奴才，再编造一点所谓的学术成果，就成了教授了。这些人不过是一群庸人而已。
　　回头来看一下，鲁迅当年的那些教授中倒还是真有一些实力派的人物，不过就是当年那样，就已经让鲁迅不满了。如果鲁迅活到今天，真不知他还会说什么。
　　只是一直到今天，教授们说起话来在社会上也还是管用的。




十九、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他在《语丝》第二期上说，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啃咸菜者言]
　　鲁迅的一个“似”字确实用得好。中国的所谓“持中”无非是演戏而已。要让人看上去像是那回事，又好像不像那回事，做人做到这一步，就叫“境界”了。
　　社会上一干会“做人”的人，不过是社会进步的害虫而已。




二十、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

[啃咸菜者言]
　　政治家老在迫害文艺家，其实倒不一定是政治家比文艺家更坏，常常只是因为政治家比文艺家有权而已。
　　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别人反对他的，独裁的倾向是每一个人恶的本性之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时代受尽了政府非人的迫害，但一旦上了台，我们很快发现，有一小部分当年的革命者也开始唯我独尊起来了。这里面并不一定是说这些革命者变质了，而是因为他们上台以前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而已。
　　了不起如鲁迅者，如果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我认为他也会成为一个专制主义者。鲁迅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说起话来也是很难听的。他是个文人，有一点个人的好恶我们可以不在意他，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个性，可是如果他当了一个政治家，他如果仅凭自己的好恶就不喜欢一个人，这件事最后就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所以一个社会要想摆脱专制的恶梦，靠找一个明君是不行的，靠加强当权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也是不行的，靠的只能是权力的相互制约。
　　读二战史，让我感到邱吉尔的性格十足就是一个大暴君，他的那种专横与残忍比谁都厉害，但他最后并没有当上真正的暴君，为什么？这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制约的结果。


　　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啃咸菜者言]
　　先知不能为故国所容，这也不只是中国才有的现象，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为庸人设计的。
　　能跑到国外去就是一种幸福。斯大林时代许多人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就死于非命了。托洛斯基好不容易跑到国外，还被斯大林派人追杀掉了。
　　马克思一生被人赶着到处跑，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幸福了，这得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开化。如果马克思不是生在西方，而是生在俄国或中国，早死掉一万次了。苏联是信奉马克思的，但我想如果马克思生于斯大林的时代，他百分之百会被杀掉了。
　　资本主义的这种宽容最后是得到了好报的。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一百年来却垂而不死，为什么？因为它们吸收了马克思的许多思想，给了工人阶级更多的好处。北欧一些福利国家对工人阶级的照顾甚至到了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程度。读读马克思的书，我有时想，如果按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来看，当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接近社会主义理想的地方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这话是不错的，但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福利政策之下，工人还有必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吗？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缓和了，资本主义自然也不会灭亡了。
　　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没有妥协，这个统治者最后就可能横尸街头，或者像蒋介石一样被老百姓赶到一个荒岛上去了。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啃咸菜者言]
　　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只是一些犬儒主义的可怜虫而已。在当代中国，这样的艺术家依然是很多的，他们今天最喜欢讲的就是爱啊爱啊爱啊让世界充满爱啊。
　　你能让小煤窑的矿主爱那些井下的矿工吗？




　　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

[啃咸菜者言]
　　靠恐怖来维持的政权必然是不讲人道的。
　　统治者的不人道，最后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不人道。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只有残杀，怨怨相报，恶性循环，社会进步遥遥无期。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啃咸菜者言]
　　人是可以杀掉的，但思想是杀不掉的。李大钊就义的时候好像就说过类似的话。但统治者们还是在不断地杀杀杀。他们当然是不能阻止革命的，但他们能让革命变得更残酷。
　　列宁的哥哥被沙皇绞死了以后，整个俄国就不必再指望会有一场温和的社会变革了。会死很多人，而且大多数都是穷人。统治者的残暴，最后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非理性，是更多穷人无谓的死亡。




　　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啃咸菜者言]
　　革命一旦成功（也许还根本没有成功，只是“同志仍需努力”），就会涌现一大帮子革命文学家了，先前这些人是不知道躲在哪里的，甚至有些人本来还是一些反革命的分子，但只要革命有了一点气候了，他们就会来了。他们比谁都革命，比谁都残酷，对新的统治者的颂扬比谁都肉麻。
　　歌颂革命，有的时候只是歌颂权力而已。这一点你从解放后的文学艺术中也能看出不少来。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啃咸菜者言]
　　解放后有人给党提了一点意见，结果有人就说：都新社会了，你还说不好，难道你是喜欢国民党吗？于是这些提意见的人就当了右派了。
　　没有不满，哪有社会的进步？在旧社会可以不满，难道到了新社会，我们连不满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啃咸菜者言]
　　永远不要误认为革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完全的进步。革命当然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永远是和一个社会基本的素质相联系的，一个素质不高的社会，革命带来的进步总是很有限的。
　　人还是那样的人，社会又能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啃咸菜者言]
　　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时代的先锋，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受到了社会的迫害。受迫害如果能唤醒民众，当然值得，但在中国这块过分贫瘠的土壤里，受迫害可能只能引起看热闹的人们的围观而已。




二十一、选本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啃咸菜者言]
　　读读选本当然可以省许多力气，但也要知道，选本也必然体现了选家的思想。



二十二、咬嚼未始“乏味”


　　原文云：“常想”真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么？答曰：是的，因为“性意识”强。这是严分男女的国度里必有的现象，一时颇不容易脱体的，所以正是传统思想的束缚。

[啃咸菜者言]
　　中国人是什么事情都能想到性的。这从到处流传的那些黄段子上可以看出来，从我们的小说家们拐着弯也要写上一段性这种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拍《兄弟连》，里面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男女之间的事，人家照样拍得好极了，这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
　　佛塔在印度是葫芦一样的由几个球形组成的建筑，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柱状的了，这柱状的东西如果细究起来，实际上是由“祖石”演化而来的，而古时候对“祖石”的崇拜实际上是对男性生殖器的一种崇拜。所以也可以说佛塔到了中国也变成了生殖器的样子了。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色情呢？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对性的禁锢太严了。古语说：万恶淫为首。中国人对性的压抑是最多的。人类的生物学本性是不会变的，所以压抑得越多，它反弹的就越厉害，这让中国人看起来就越发显得猥琐色情。
　　前一阵子，李银河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性的观念上可以更开放一点，结果被全国人民痛骂。实际上我看李银河说的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有不对，那是她没有强调平民的性与贵族的性的区别。我们支持性，并不是支持特权阶层进一步的侮辱广大劳动妇女，我们支持性，是希望让所有的平民阶级都能享受性观念开放的好处。传统上对性的禁锢，实际上是为特权阶级当皮条客的，平民的性被压抑了，特权阶层才能在性方面得到更多的实惠。
　　性观念的开放是一个历史潮流，是人性解放的体现，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呼吁给平民们更大的性自由。
  

二十三、杂语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啃咸菜者言]
　　在一个地狱里，谁当领导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是要当受苦的小鬼而已。



二十四、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啃咸菜者言]
　　鲁迅这样的人在现实中肯定是混得不如意的。他是不能和光同尘的。衮衮诸公，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真正有伟大人格的人也就只能四处“碰头”了。
　　文革以来，许多人把“千夫指”解释成千夫所指的坏人，这种解释是错的。试想，“千夫”都指责过了的坏人，鲁迅再上来“横眉冷对”一下，有必要吗？能符合鲁迅的个性吗？毛泽东曾说：“千夫”指的是坏人。毛泽东的说法才是基本正确的，不过这里的“千夫”最恰当的解释应当是“庸众”。鲁迅的意思是：我要“横眉冷对”千千万万庸众对我的指责。这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庸俗社会现实极度的蔑视。这种理解本来并不深奥，为什么文革以来许多人偏偏就理解错了呢？关键在于解放以来庸俗的群众至上的观点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文革中一提到“群众”就是“革命的”、“进步的”群众，巴结还来不及，有谁敢说“群众”是“群氓”“庸众”呢？
　　中国的“群众”，唉，不提也罢！